<cite id="3ejwh"></cite>

  1. <rt id="3ejwh"></rt>
  2. <video id="3ejwh"><menuitem id="3ejwh"><button id="3ejwh"></button></menuitem></video>
  3. <rt id="3ejwh"><meter id="3ejwh"></meter></rt>
    1. <rt id="3ejwh"></rt>

      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歷史論文 > 近代史綱要論文

      周恩來能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原因及前提

      來源:攀登 作者:劉圣陶 謝倩
      發布于:2021-02-22 共8680字

        摘要: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關鍵環節。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策的指引下, 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性和靈活性, 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起著獨特的作用, 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周恩來; 西安事變; 和平解決; 統一戰線; 作用;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國共兩黨由對抗走向聯合, 實現共同抗日的重大轉折點, 也是以西北抗日統一戰線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周恩來作為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代表, 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后的每個關鍵時間點上, 在傳達中共方面解決西安事變政策意見和充分發揮自身創造性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時, 周恩來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前在促進國共兩黨合作, 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所作的努力也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供了基礎。

        一、周恩來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突出作用

        西安事變爆發當日, 張學良立即發出救亡圖存八項主張, 并致電中共中央“請周恩來先生到西安, 共商抗日救亡大計”。[1]張學良的這一要求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周恩來在解決西安事變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中共當時對西安事變的前途作了預測, “或者由于這一發動, 使內戰爆發……, 或者由于這一發動結束了‘剿共’的內戰”, [2]因此, 如何解決西安事變關系重大。當時中共內部對如何解決西安事變存在分歧, 且對西安具體情況并不完全了解, 這就要求周恩來在解決西安事變中, 既要正確執行中共中央命令, 還要結合西安具體情況適時作出決定。因此, 周恩來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作用是多方面且不可或缺的, 其作用主要表現在:

        (一) 正確分析事變發生后國共兩黨內部情況, 適時提出中共應采取的對策

        周恩來提出的政治上不與南京政府對立, 要爭取蔣之大部的方針推動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進程。由于中共當時對西安事變的爆發并不知情, 對當時各方的局勢不能正確估計, 因此中共中央內部高層之間對如何解決西安事變存在分歧。張聞天在事變發生后第二天, 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討論西安事變后的形勢和應對、處理方針。對應采取的對策方面, 毛澤東主張“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 控制南京”。[3]在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問題上, 毛澤東認為蔣介石抗日立場處于中性, 但“剿共”立場上卻偏向日本, 主張“罷免蔣介石, 交人民公審”。[4]由于蔣介石在此之前一直執行“剿共”政策, 中間雖然表露出和談之意但都缺乏誠意, 直到西安事變前夕蔣介石仍堅持內戰, 部署“剿共”計劃, 并稱“不過半月功夫, 便可收剿匪全功了”, [5]由此可見其堅持內戰的決心。因此, 當時中共中央大部分領導高層決定反蔣在情理之中。國民黨以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 力主“討伐”張學良, 不顧蔣介石個人安危, 轟炸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為代表的親英美派, 希望蔣介石能夠控制日本勢力擴張, 主張營救蔣介石,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周恩來對當時南京政府內部各派系之間的情況進行著重分析, 積極努力爭取國民黨人的支持。主張政治上應實行“不采取與南京政府對立, 應努力爭取蔣之大部, 如林森、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都應爭取, 對馮玉祥更應爭取, 孤立何應欽”的應對政策。[6]在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人的推動下, 毛澤東最終得出“不把反蔣與抗日并提”的結論。但當時對如何處置蔣介石問題, 中共中央并沒有得出完全一致的意見。

        (二) 親赴西安, 協助張、楊處理善后工作, 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方針的形成

        1.到達西安之后, 周恩來面臨的談判難題。鑒于中共中央對西安的具體情況還不知情, 若對蔣介石問題處置不當, 極有可能導致內戰爆發。在情形危急之際, 周恩來執行中共中央命令并帶領羅瑞卿、許建國、張子華等人親赴西安談判。在中共中央沒有明確的行動指示下, 周恩來此次西安之行肩負重任。首先, 要及時向中共中央匯報在西安談判的情況。周恩來是中共派往西安談判的代表, 既然是代表中央執行談判政策, 就要及時不斷地向中共中央反映西安情況, 以便中央更好的下達指令, 若雙方溝通不及時就會延誤時機, 阻礙西安談判進程, 這給周恩來的西安之行增加了難度;其次, 要全面摸清西安現狀, 穩定張學良、楊虎城促蔣抗日的決心。張學良雖扣蔣成功, 但接下來如何做并沒有明確的計劃。從張學良“他來了, 一切就有辦法了”[7]及“兄等有何高見, 速復”[8]中可以看出, 當時張學良內心是十分搖擺不定的, 對于如何處置蔣介石并沒有確切的行動指南, 尤其是南京政府何應欽已經下了討伐張學良令, 此時穩定張學良、楊虎城, 是周恩來此次西安談判之行的重要一步。

        2.會見張學良、楊虎城, 穩定其促蔣抗日決心, 商討對蔣政策。周恩來在與張學良見面之前, 首先從劉鼎處大致了解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時明確交代要保護蔣介石, 擁護其抗戰的意圖。但當時周恩來是在中共高層一片反蔣的氛圍下前往西安談判的。綜合事變發生當天的電報可知, 中共中央對當時談判工作的重心主要在于主張“審判蔣介石, 盡量爭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并且提醒張學良要把“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里, 緊急時誅之為上”。[9]毛澤東在12月15日致國民黨、國民政府的電報中也明確指出要“罷免蔣氏, 交付國人審判, 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 組織統一戰線政府”。[10]但張學良華清池捉蔣并非是要反蔣除蔣, 而是大義當前為避免內戰, 為國家民族生存, 而考慮對蔣實行的“兵諫”, 只是“暫請介公留住西安, 妥為保護, 促其反省, 絕不枉加迫害”。[11]由此可見, 張學良與中共高層在處置蔣介石問題上存在一定分歧。當時, 楊虎城部下的馮欽哉師也出現叛變。楊虎城對中共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問題上存有疑慮, 認為“共產黨與國民黨是敵對的黨, 地位上是平等的, 對蔣可戰可和”。[12]除此之外, 楊虎城對中共曾殺其旅長張漢民之事心有不滿, 這些都給周恩來爭取張、楊二人的支持提供了難題。因此, 穩固張、楊促蔣抗日的決心就十分重要。周恩來在17日抵達西安后, 立即與張學良見面, 商討對蔣政策, 及時打消了楊虎城對中共的誤解, 并同意張學良“只要蔣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放蔣, 并擁護他作全國領袖”的意見。[13]同時, 也分析了不同的處置方法可能引起的不同結果: (一) 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 使中國免于被日寇滅亡的結局; (二) 宣布蔣介石罪狀并交由人民公審, 加速中國滅亡進程。當時中共中央在處置蔣介石問題上也是模棱兩可的, 只強調抗日與反蔣不能并列, 具體如何做并沒有明確的指示。周恩來認為當前要注意到蔣介石雖然被抓但實際統治中國大部分地區的事實, 建議要力爭勸蔣一致抗日, 擁護他作全國領袖。周恩來的這一建議正符張學良所想, 從而加強了張學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同時, 也顯示出周恩來不同于當時中共中央大部分高層的遠見和卓識。蔣介石雖被抓, 但實力不能小覷, 不能忽視其實力而貿然采取殺蔣行為, 這樣只能加速內戰步伐。周恩來充分考慮到這一點, 當晚即電告中共中央, 反映與張學良會談結果:可在南京停止內戰的前提下, 采取政策性保蔣, 若南京親日派得逞, 則對蔣介石采取最后手段。最終周恩來這一建議獲得中共中央認可, 中共中央于18日公開發表宣言, 呼吁和平解決西安問題。至此, 中共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在商討對蔣政策的過程中, 周恩來充分發揮了自身能動性, 靈活地運用中共中央方針, 既照顧到張學良的想法, 又考慮到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顧慮, 采取政策性保蔣措施, 有效促成此次談判, 穩定了張、楊促蔣抗日的決心并推進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進程。

        (三) 鞏固談判成果, 促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由政策變為現實

        1.加強宣傳, 發動群眾深入了解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政策。周恩來認為, 廣泛動員群眾才能保證事變和平解決的勝利。[14]中共中央在18日接到周恩來電報了解西安情況之后, 于19日召開西安事變發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會議, 對南京方面出現的盲目擁蔣而不問抗日的行為進行批判。當時中共中央與部分地方中共黨員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脫節現象。即中共中央通過與周恩來的直接溝通, 對當時西安的情況有了最新的了解, 及時更新對事變應采取的政策。但對于地方一些中共黨員, 甚至是原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產黨員, 受蔣介石長期“剿共”政策的影響, 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缺乏一定的思想準備, 這對當時推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十分不利的。周恩來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在統一在西安工作的共產黨員的思想認識上和抓緊西安群眾工作上做了努力。對當時在西京招待所的黨員進行談心, 要求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向群眾做好宣傳, 全力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除此之外, 在群眾工作上, 周恩來針對群眾組織中黨員少的問題, 成立了西北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 充分動員民眾支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主張。利用《解放日報》和廣播電臺進行宣傳并親自過問宣傳內容。周恩來的這些宣傳工作, 有效的消除了中共中央與群眾之間在政策上傳下達上的脫節現象, 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排除了輿論干擾。

        2.積極爭取宋氏兄妹支持, 達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六項協議。周恩來利用宋氏兄妹救蔣心切且與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矛盾的這一點, 積極爭取宋氏兄妹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爭取宋氏兄妹的支持是周恩來繼爭取張、楊支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后的又一重要行動。蔣介石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關鍵人物之一, 只有蔣介石最終放棄“剿共”, 共同抗日,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才能從政策變為現實, 而與宋氏兄妹談判是最終勸服蔣介石的關鍵。周恩來借宋子文、宋美齡來西安之機與之展開談判, 并試圖通過兩宋能夠直接與蔣介石面談商談結果。23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對蔣方提出六項主張并以此作為談判基礎。值得注意的是, 周恩來在23日下午談判結束后, 要求直接與蔣討論談判有關問題;在24日下午與宋子文談判結束后, 周恩來再次提出要與蔣再當面詳談相關事宜。除此之外, 就談判內容上看, 周恩來在沒有中共中央直接授意的情況下答應宋美齡“只要蔣介石同意抗日, 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并且表示除了蔣介石之外, 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選”。[15]周恩來的這一許諾也是爭取宋氏兄妹答應勸蔣的重要前提, 同時也體現出周恩來高超的談判藝術。從兩次要求直接與蔣面談和談判內容上可以看出, 在與蔣方交涉中, 周恩來嚴謹的談判思路和獨特的視角, 一步一步推動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由政策變為現實。

        3.會見蔣介石, 最終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 西安事變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 聯共抗日”的主張而得到和平解決。周恩來與宋氏兄妹談判之后, 于談判結束當晚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與蔣介石見面。周恩來與蔣面談時即提出“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 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 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16]為從民族大義考慮,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可以以放棄對紅軍的指揮權, 擁護蔣介石為全國領袖為條件, 來換取蔣介石停止內戰, 一致抵御外敵,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承諾。最終蔣介石以口頭形式與周恩來達成三項協議, 即“停止剿共, 聯紅抗日, 統一中國, 受他指揮。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 (所談如前) 。他回南京后, 我可直接去談判”。[17]西安事變最終在蔣介石以人格擔保并作出口頭承諾“停止內戰, 聯共抗日”下和平解決, 雖然談判還沒有達成書面協議時, 蔣氏夫婦和宋子文即被張學良秘密送回南京, 但“蔣在此表示確有轉機, 委托子文確具有誠意, 子文確具有抗日決心與改院布置。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 但大體是轉好的”。[18]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由政策變為現實。

        綜上可以看出, 周恩來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 不僅充當了中共中央政策指令的傳遞者角色, 更多的是利用自身智慧、嚴謹的談判態度、十分周全的思維方式以及為國家民族大義為先的胸懷, 一步一步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有效地避免了大規模內戰的爆發, 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周恩來能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原因及前提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與周恩來的努力密不可分。周恩來能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方面,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離不開中共中央正確方針政策的指導, 離不開共產國際和國民黨內部親英美派、反蔣派的支持;另一方面, 與周恩來個人高超的談判藝術和靈活且有原則的執行中央命令是分不開的。

        (一) 前期基礎:周恩來與國民黨人的聯系是事變解決的前提

        西安事變發生前, 周恩來為促蔣抗日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日軍強占我國東北四省后將侵略勢力進一步伸向中國內地。紅軍到達陜北之后, 中共中央發出了《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 強調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和一切抗日反蔣的團體和個人聯合起來。隨后中共中央根據當時形勢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討論商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當時張學良率領下的東北軍是陜北紅軍的最大對立方, 爭取張學良促蔣抗日是當時整個統戰工作的重點, 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一步, 也為后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埋下伏筆。

        1.做好東北軍工作, 化敵為友, 爭取張學良的支持。在中共中央部署東征之時, 周恩來負責后方工作牽制東北軍。1936年4月9日晚, 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進行會談, 開始了爭取東北軍促蔣抗日的第一步。張學良認為:“在國民黨要人中, 他只佩服蔣有民族情緒和領導能力, 故希望蔣抗日。”[19]從周恩來、張學良此次延安會談的內容可看出:張學良早有聯共抗日的決心, 且相信紅軍是真心抗日, 并承認剿共與抗日不能并存。而且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后, 張學良在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高壓下未能積極抗戰而備受煎熬, 心中抗日決心越發強烈。6月22日張學良在對長安軍官訓練團全體教職學員的講話中指出:“抗日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 是東北軍的最大使命。”[20]此時, 張學良的抗戰理論是繼“九·一八”事變后抗戰理論的深化, 已經上升到聯共抗日、聯蔣抗日的高度。因此,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爭取東北軍支持, 化敵為友, 積極與張學良進行交涉并及時將談判進展向中共中央反映的做法十分正確, 充分利用了張學良的愛國熱情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同年7月, 周恩來爭取東北軍聯共抗日的工作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 也相應的改變了中共中央對既定工作的部署, 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為后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打下基礎。

        2.對蔣介石進行施壓, 實行逼蔣抗日。周恩來早在瓦窯堡會議時就向中共中央建議:“對蔣介石和張學良的統戰工作應分別進行。”[21]事實證明, 周恩來此舉建議是十分正確的。蔣介石和張學良在對待建立統一戰線、聯共抗日問題上抱有不同態度。張學良一心抗日卻受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壓制, 曾被國人斥為“不抵抗將軍”, 充當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22]而蔣介石在華北事變之后面對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之勢也開始對中共進行政治試探, 抗日態度逐漸發生變化, 并派親信陳立夫打開與中共的聯系。在這種大環境下, 周恩來適時采取對策同蔣介石展開聯系。一方面,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提出要停止內戰并放棄“抗日必反蔣”的口號, 這一提議獲得毛澤東的認可, 這就在政策上緩和了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敵對態度。另一方面, 周恩來為逼蔣抗日, 盡快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而積極與國民黨人聯系。1936年5月周恩來致信陳立夫下屬諶小芩指出, “亟應為民族生存, 訊謀聯合”;[23]并邀請曾養甫、諶小芩到陜北談判。9月周恩來致信陳果夫、陳立夫指出, “敝黨數年呼吁, 得兩先生為之振導, 使兩黨重趨合作, 國難轉機, 實在此一舉”, [24]強調國共聯合抗日的重要性。同時周恩來又指出:“兩先生居貴黨中樞, 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 尚望更進一言, 立停軍事行動, 實行聯俄聯共, 一致抗日。”[25]周恩來希望通過與陳果夫、陳立夫的交談力勸蔣介石聯共抗日。在與蔣介石親信打開聯系之后, 1936年9月22日周恩來通信蔣介石“如決心變更自己的政策, 則蘇維埃與紅軍準備隨時派遣負責代表與先生協定抗日大計。”[26]周恩來勸說蔣介石放棄既有方針, 實行聯共抗日,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對蔣的活動促進了中共對蔣介石方針正式從“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轉變, 這一轉變也為后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供了前提。

        (二) 談判藝術:周恩來靈活多變的談判藝術是事變解決的關鍵

        迫于當時國內外緊張局勢, 中共中央在紅軍達到陜北之后, 積極與國民黨人取得聯系, 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爭取蔣介石聯共抗日, 周恩來在其中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為后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奠定了基礎。除此之外, 自西安事變爆發后, 周恩來奉命前往西安談判, 其靈活多變的談判藝術是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的關鍵。

        1.明確黨中央應采取的對蔣政策。周恩來在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出發言, 充分考慮當前的政治局勢, 認為當前應充分爭取蔣之大部而非與南京政府對立, 要擴大統一戰線范圍, 鞏固力量。這就在對蔣政策上否定了部分中共高層堅持反蔣的方針, 為中共中央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打下基礎。

        2.充分利用各方矛盾, 促成談判順利進行。周恩來17日抵達西安之后, 首先, 利用張學良、楊虎城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 即張學良一心抗日而蔣介石卻逼其剿共。“九·一八”事變后, 張學良在蔣介石不抵抗政策下未能積極抗日心中有屈難平, 而蔣介石卻不顧張學良反復勸諫, 執意部署“剿共”計劃, 激發了張學良、蔣介石之間的矛盾, 引發西安事變。周恩來利用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 積極與張學良進行會談, 在逼蔣抗日問題上爭取張學良的支持。除此之外, 西安事變爆發后楊虎城對在如何處置蔣介石問題上有顧慮:一方面楊虎城認為, 中共與自己在對蔣問題上的立場和彼此之間的地位有不同, 共產黨與國民黨地位平等, 而張學良、楊虎城領導下的東北軍、西北軍隸屬于國民黨。一旦矛盾激化, 楊虎城擔心自己及所領導的西北軍處境艱難。另外, 楊虎城的警三旅長張漢民是中共黨員, 對紅軍曾有幫助, 但被捕后卻遭到殺害, 楊虎城因此對中共存有誤解。周恩來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局勢, 指出蔣介石現在是“抗日則生, 不抗日則死”。[27]抗日可能性很大, 且認為只要團結一致蔣介石沒有報復的可能。對于張漢民事件, 周恩來坦白承認了當時中共關門主義“左”傾路線的錯誤導致對張漢民的錯殺。由于周恩來的機智和坦率有效化解了楊虎城對中共的誤解和顧慮。然后, 充分利用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周恩來多次強調要團結各方力量, 在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努力爭取蔣之大部, 鞏固我們的力量。要爭取國民黨內部CC派、黃埔系、親英美派等各方勢力的支持。在西安談判期間, 周恩來為鞏固談判成果, 利用以宋美齡、宋子文為代表的親英美派與親日派矛盾, 積極爭取兩宋勸服蔣介石聯共抗日, 并通過宋美齡、宋子文與蔣介石最終達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協議, 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三、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重大意義

        (一) 促進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極力鼓動擴大中國內戰, 以實現其滅亡中國的野心。國內抗日熱情高漲, 國共兩黨聯合抗日是歷史的必然, 但蔣介石在“剿共”立場上與日本站在一方。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 打破了日本挑起中國內戰的企圖, 同時也迫使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一致抗日。國共兩黨由對抗走上聯合, 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也奠定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基礎。

        (二) 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道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給當時正處于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來了希望。事變爆發之前, 中國共產黨正面臨著內憂外患。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 紅軍被迫長征后元氣大傷, 且陜甘蘇區經濟實力和自然條件先天不足, 其武器裝備和數量也無法與國民黨軍隊抗衡。與此同時, 蔣介石正加緊醞釀新一輪的“剿共”計劃, 日本帝國主義也欲利用國共兩黨之間的利益沖突挑起兩黨內戰并公開聲明要求“國民黨政府實行‘反共防共’, 南京政府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 日本將‘不惜給予援助’”。[28]這些對共產黨自身發展以及中國革命前途都是十分不利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使中國共產黨擺脫了國民黨的圍剿, 為自身發展和獲得國內外一致認可爭取了寶貴時間, 也引導中國革命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三) 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偉大的政治胸襟, 增強了中國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和政治威望。西安事變雖然是在中共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情況下發生的, 但當時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爆發并不知情, 直到事變發生當日凌晨, 張學良致電劉鼎并通過劉鼎轉中共中央電后, 中央才得知這一事變, 這也就排除了西安事變是由中共事先安排主導的可能性。除此之外, 中共中央在得知事變發生后, 并沒有受蔣介石一直以來實行“剿共”政策的影響, 而是從民族大義出發, 甚至以擁護蔣介石為全國領袖且放棄對紅軍的領導權來作為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由此可見,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亡之際不顧自身利益的偉大胸襟。同時,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鍛煉了黨在歷史關頭解決重大歷史事件的能力, 是中國共產黨增強政治威望, 奠定群眾基礎的重要轉折點。

        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西安事變資料, 第一輯[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31.

        [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云南省檔案館, 陜西省檔案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M].北京:檔案出版社, 1986.47.

        [3]程中原.中共高層與西安事變[M].北京:民主法治出版社, 2016.131.

        [4]樊安群.周恩來在提出和貫徹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方針過程中的重要作用[J].陜西理工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5, (04) .

        [5]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M].香港:明報月刊, 第14卷, 第2期.

        [6][12][13][14][15][19][21]金沖及.周恩來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400, 407, 405, 409, 414, 380, 386.

        [7][28]羅瑞卿, 呂正操, 王炳南.西安事變與周恩來同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44, 37.

        [8] [11][20]周毅, 張友坤, 張忠發.張學良文集 (下卷) [M].香港:香港同澤出版社, 1996.441, 444, 376.

        [9]占善欽.再論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的決策[J].史學月刊, 2010, (08) .

        [10] 毛澤東文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469.

        [16][27]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155, 146.

        [17]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34.

        [18] [23][24][25][26]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34, 16, 17, 17, 22.

        [22]龔古今.唐培吉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稿[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57.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
      原文出處:劉圣陶,謝倩.周恩來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作用評析[J].攀登,2018,37(04):54-59.
      相關標簽:西安事變論文
      • 報警平臺
      • 網絡監察
      • 備案信息
      • 舉報中心
      • 傳播文明
      • 誠信網站
      人人天天夜夜日日狠狠日日摸天天摸人人看_人人天天夜夜日日狠狠日日摸天天摸人人看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