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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張學良核心組成員與西安事變關系之探討

      來源:長白學刊 作者:張萬杰
      發布于:2021-02-22 共10314字

        摘要:在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 張學良核心組成員對張學良的勸諫和實踐活動是促使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影響因素之一。他們共同做張學良思想的轉變工作, 為其指明前途和方向, 力促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的“三位一體”抗日大聯合。他們還將“華密電報”及時通知張學良, 幫助張學良策劃“扣蔣行動”, 參與西安事變, 并且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維護西安事變的成果付出了不懈努力。

        關鍵詞:張學良核心組成員; 西安事變; 華密電報; “二二事件”;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Group Members of Xueliang Zhang and Xi'an Incident

        ZHANG Wanjie

        Institute of Local Party History,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The expostulation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Xueliang Zhang's Core Group Members to Xueliang Zhang is one of the catalysts to influence him to launch the Xi'an Incident, which has shocked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efforts to change the mind of Xueliang Zhang together, to point out the ideal future and directions for him and to prompt the “Three Sides” alliance including the Northeastern Army, the Northwestern Army and the Red Army to fight against Japan. Meanwhile, they informed Xueliang Zhang of the “Huami Wireless Telegraph” in time, and helped him to plan the action to detain Chiang Kai-Shek. They participated the Xi'an Incident and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solve the incident peacefully and safeguarded the results of the Xi'an Incident.

        張學良核心組成員 (簡稱核心組成員) 是九一八事變后由張學良親自指定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領導核心, 負責東北抗日救亡工作。代表性人物有杜重遠、高崇民、閻寶航、盧廣績、王化一、王卓然等人。他們關注張學良的思想動態與東北軍的發展, 參與張學良的重大決策, 為東北軍走上聯共抗日道路、促使西安事變的爆發等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歷史作用。在西安事變研究中, 有關張學良核心組成員與西安事變關系之探討1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本文試圖以張學良核心組成員為主線, 通過梳理其在西安事變期間的戰略思想及開展的一系列救亡實踐活動, 探析他們對西安事變所起的歷史作用和影響, 從而對他們與西安事變之間的關系有更深層次的了解, 也對東北的愛國知識分子有一個正確評價。

        一、“張學良核心組會議”為張學良和東北軍指明前途和方向

        九一八事變后, 流亡關內的東北愛國人士基于民族義憤, 在北平自發組建了東北第一個統一的抗日救亡團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他們以抗日救亡相號召, 吸引了全國各黨各派的愛國人士。鑒于救國會領導層復雜, 張學良指定“高崇民、閻寶航、盧廣績、杜重遠、王化一、王卓然、韓奠邦、趙雨時、霍維周、孫恩元”10人組成核心組, 實際負責救國會的領導。而杜重遠、閻寶航、高崇民、盧廣績、王卓然、王化一6人為核心組中的“核心”, 因為他們之間關系密切, 從年輕時代就一直追隨張學良, 東北淪陷后一直以張學良和東北軍為核心進行抗日救亡活動。而其他4人, 后來因為某種原因離開了這個核心組。有的被青年黨暗殺, 有的追隨國民黨, 有的中途執行其他任務。只有他們6人團結一致, 一直以張學良核心組名義開展各種抗日救亡工作, 是張學良的智囊團和重要參議。如杜重遠活躍在抗日文化戰線, 在《生活周刊》被查封后, 將其改為《新生周刊》, 自任總編和發行人。1935年5月, 因日本方面認為該刊登載《閑話皇帝》一文有辱日本天皇, 給國民政府施加壓力, 杜重遠因此被判刑, 關押在上海漕河涇監獄, 一時間海內外聲援杜重遠的呼聲此起彼伏。高崇民執著于抗日救亡, 對張學良與蔣介石合作的“四維學會”十分抵觸, 在“四維學會”理事會上因批評蔣介石不抗日與蔣方發生爭執, 以“侮辱領袖”罪名被國民黨方面通緝, 被迫流亡上海。閻寶航在宋美齡的推薦下就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書記, 廣泛接觸各方人士, 力圖賦予新生活運動以抗日救國的內容, 支援和掩護東北救亡人士。王卓然和王化一作為流亡中的東北大學和東北中學的校長, 在艱難的歲月中, 竭力維護這兩所學校, 培養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張學良核心組成員為開展東北抗日救亡運動不遺余力。

        張學良從歐洲歸國后, 執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調東北軍到鄂豫皖進行“剿共”。1935年9月, 東北軍又被派到西北的“剿共”前線與紅軍進行內戰, 在戰場上屢屢受挫。張學良核心組成員為此憂心如焚。經高崇民聯絡, 10月11日, 核心組成員盧廣績、王化一、王卓然、閻寶航齊聚杜重遠被關押的上海漕河涇獄中, 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張學良核心組會議”。

        會議主要議題就是探討東北軍的前途問題。他們認為在日本侵略加深的情況下,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違背廣大人民意愿的。東北軍走上“剿共”內戰是中了蔣介石一石二鳥的陰謀, 是沒有前途的。如果東北軍執意與紅軍作戰, 不久就會被紅軍消滅, 東北流亡軍民再無打回老家去的實力。大家一致認為, 若要收復東北, 必須堅決停止內戰, 一致對外, 保存實力。杜重遠提出東北軍的前途應該是聯合西北軍、紅軍, 共同形成西北抗日大聯合, 這個設想得到了核心組人員的高度認可。大家推薦高、閻二人起草, 寫信表達這個想法。杜重遠推薦高崇民向張學良面陳利害, 同時寫信給楊虎城、杜斌丞等人向其介紹好友高崇民。

        11月, 高崇民持信到達西安。此時, 張學良正在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他借此機會赴滬密晤好友杜重遠, 將心中的苦悶告之。杜重遠將“核心組會議”內容向其傳達, 杜重遠成為“最初張學良與東北軍轉變的幕后策劃者”[1]140;氐轿靼埠, 張學良從高崇民那里見到了核心組成員給他的建議書。經過核心組成員的直言勸諫, 張學良確切感受到他所走的道路, 是一條逆歷史潮流、走不通的死路, 這使張學良在苦悶旁徨中見到了曙光, 聯共抗日的思想在內心萌動。核心組會議給張學良指明了前途和方向, 堅定了張學良不打內戰、堅決抗日的決心, 開始尋找共產黨, 為東北軍尋找新的出路。他委托67軍軍長王以哲從前線、李杜從上海方面尋找共產黨的關系。不久, 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自愿擔當紅軍與東北軍聯絡的使者。在其聯絡下, 1936年4月, 張學良和中共方面舉行了膚施會談。東北軍與紅軍建立起友好關系, 東北軍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

        二、力促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

        西北大聯合, 即東北軍聯共、聯西北軍、聯蘇共同抗日的策略。杜重遠是公認的西北大聯合的總設計師, 高崇民是進行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的實踐者。西北大聯合計劃實施的最直接后果, 就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1935年, 中國共產黨根據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 發表了《八一宣言》, 提出全國各黨派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1935年11月,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啟發下, 獄中的杜重遠在為張學良指明東北軍的前途時, 還向張學良諫言西北大聯合設想:“如果把這些力量聯合起來, 形成一個‘西北大聯合’, 合作抗日, 是一個最有前途的局面;目前全國抗日運動高潮已經到來, 蔣介石再不抗日, 也會垮臺的;東北軍今后絕不能再跟著蔣介石走亡國之路, 只有利用上述三個有利條件堅決走聯合抗日的道路, 才是正確的道路, 才是活路”[2]18。張學良對此深表贊許, 開始醞釀西北大聯合事宜。

        高崇民抵達西安后, 張學良告之東北軍與西北軍之間存有誤會, 之前經人調解無果, 希望他能夠做一些工作, 溝通雙方關系。高崇民接受這個重任, 主動拜訪楊虎城。他坦誠地向楊虎城說明張學良的良苦用心, “打回老家去”才是張學良的唯一目標。經過幾次與楊虎城推心置腹的交談, 高崇民給楊虎城留下了很好印象, 對張學良的誤會也逐漸消除, 他表示西北軍愿意在張學良的領導下從事抗日救國工作。在楊虎城和杜斌丞介紹下, 高崇民還與孫蔚如、趙壽山、申伯純等幾位西北軍高級將領結識, 召開聯席會探討合作問題。高崇民住的西安雙仁府8號成了雙方開展聯系活動的據點。楊虎城也委托申伯純處長負責與東北軍的聯絡。1936年4月, 在高崇民陪同下, 楊虎城來到東北軍駐地洛川, 與張學良進行會面。因為有了高崇民之前的工作, 張、楊會談氣氛良好。雙方決定不打內戰、與紅軍進行三方合作, 確定“在防地安排上, 在警備區分上, 在巡邏放卡上, 在軍需采購上各個方面”[3]247的合作等。張與楊兩人形成了兄弟般的情誼, 東北軍與西北軍上層人士間也日趨親密起來。

        核心組成員還將西北大聯合的思想在東北軍和西北軍中進行宣傳, 加快西北大聯合的步伐。高崇民與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栗又文合寫了一個小冊子《活路》, 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提出西北大聯合的的戰略思想, 力勸東北軍只有聯共、聯西北軍才能有前途、有活路, 在兩軍中起到了宣傳鼓動作用, 士兵們思想開始動搖, 不再愿意從事“剿共”內戰。蔣介石得知此事后, 下令逮捕有關參與人員, 史稱“活路事件”。高崇民再次被國民黨方面通緝, 在張學良的暗中保護下離開西安。

        西安事變發生20年后, 曾做過國民黨內政部長、CC派的彭昭賢對與東北軍與西北軍能進行合作還是非常不解[4]11。依彭昭賢看法, 楊虎城將地盤觀念看得非常重, 是不可能與東北軍進行合作的。其實, 彭昭賢的疑惑早已有了答案。東北軍、西北軍共同的境遇促使他們都在考慮如何生存和自保問題。因為有杜重遠、高崇民等東北愛國人士的穿針引線, 相互溝通, 終于促成他們之間的合作。1936年9月左右, 西北的軍事大聯合已經建立起來。張學良核心組成員為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位一體”的大聯合形成作出了巨大貢獻, 這是張學良敢于發動西安事變的一個前提條件。

        三、西安事變前堅定張學良采取“扣蔣”行動的決心

        西安事變前, 張學良核心組成員關注張學良的思想動態, 前往西安共獻抗日大計, 其愛國主張堅定了張學良采取“扣蔣”行動的決心與勇氣。同時, 王化一從武昌發來的華密電報是促使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1936年10月, 剛剛刑滿釋放的杜重遠應邀前往西安。他勸諫張、楊與紅軍加緊合作, 還要繼續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人員加強聯系, 推動全國救亡運動的發展。在他的影響下, 張學良早在國民黨五全大會后就與救國會建立起聯系, 曾捐助救國會二三千元[5]99。他曾自述“友朋之諷勸, 如沈鈞儒、王造時等之鼓勵”[6]對他思想影響很大, 他們勸其要破釜沉舟, 向蔣介石諫言抗日。11月23日, 救國會領袖因宣傳抗日救亡被捕入獄。張學良認為, 蔣介石摧殘愛國人士, 與袁世凱、張宗昌沒有區別。在他苦諫、哭諫無效后, 七君子事件成為他發動西安事變的導火索之一。在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提出的八項主張之一就有釋放被捕的愛國領袖。杜重遠的建議對張學良抗日思想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

        與此同時, 因“活路事件”被通緝的高崇民被張學良派人秘密接回西安。張學良、楊虎城及東北軍的盧廣績、陳先舟、劉多荃、胡圣一與西北軍方面的申伯純、王炳南、王菊人和中共駐西北軍的代表張文彬等一些重要人士經常前來拜訪。他們經常交換意見, 商討如何逼蔣抗日等問題。高崇民加緊做兩軍的聯合工作。1936年11月4日, 朱理治給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決定G同志推動楊。G是寫《活路》的, 被蔣介石查出后通緝,F始回來, 是張、楊的中間人。G以語激楊, 楊謂西北局面張負領導地位, 如張干, 彼一定受他領導。”[7]25 (G, 即高崇民) 可見, 通過高崇民的努力, 已經使張、楊兩人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最初的相互猜疑, 變成了最后的肝膽相照的朋友。

        在西安事變爆發前的一個月, 核心組部分成員又聚集西安, 和張學良商談聯共抗日等重大問題。11月初, 閻寶航以視察新生活運動之名到達西安, 他向張學良建議, 聯共抗日是大勢所趨, 希望張學良能盡快轉變思想, 帶領東北軍早日打回老家去。以閻寶航來西安為契機, 張學良將核心組王卓然、王化一召集到西安, 一起商談抗日復土計劃。11月14日, 閻寶航、盧廣績、王卓然、王化一應邀到金家巷公館會談一日, 張學良明確表示不參加內戰和實行聯共抗日的決心。張希望他們分別去和高崇民商議, 將會議精神傳達與他。這次部分核心組成員會議無疑讓張學良聯共抗日的思想更為堅定, 為發動西安事變做了思想上的準備。不久, 閻寶航、王化一、王卓然離開西安。在王卓然臨行前, 張學良向他表明了態度:“第一, 抗日救國是他的唯一宗旨, 雖刀鋸斧鉞加之, 絕不變更, 雖赴湯蹈火, 亦所不辭。第二, 在抗日救國的大原則下, 絕不做親者痛心, 仇者快意的事, 意思是自己一向不主張內戰, 故自己決不內戰。第三, 為自己要領東北軍到最前線, 故要積極地健全本身, 充實自己, 刷新東北軍的內部。”[8]162

        在西安事變前, 王化一的一份密電是促使張學良發動事變的一個導火索。張學良從武昌行營移駐西安后, 將王化一以四維學會及東北中學校長的名義留在武昌。1936年12月1日晚, 王化一應邀參加湖北省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的招待會, 散席后何告訴王化一一個驚人的消息:蔣介石要把東北軍先調至蘇、皖, 然后再調入閩, 使之與十七路軍、紅軍隔離。何與張學良私交甚厚, 何得知此事非同小可, 故告知王化一, 讓張學良有所準備。王化一立即給張學良發了密電, 即“華密”電報。“華密”電報是張學良與王化一單獨約定來往的電報。張學良接到“華密”電報后, 意識到為了東北軍的前途, 為了抗日救國, 自己必須有所抉擇了。后來張學良對王化一說, “接到你的電報, 和他當天斥責黎天才的情況, 這才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張, 反而相逼過甚, 遲則必發生意外, 因之臨時決定。”[9]265可見, 王化一所發的“華密”電報對張學良采取行動起到了促進性作用。

        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夜, 核心組成員高崇民、盧廣績參與策劃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1日夜, 張學良將核心組高崇民、盧廣績及洪鈁和黎天才接到新城。張學良明確向他們表明要實施“扣蔣”行動, 要他們草擬一個通電稿, 并問詢該如何表述此舉動的名稱。高崇民予以典故, 認為起名“兵諫”為宜。高崇民、盧廣績等4人參與起草通電, 表明張、楊提出的八項主張。高崇民等參與起草的電文, 后來經過征詢東北軍、西北軍政人員的意見修改后, 就是12月13日對外發出的《對時局通電》。對于這次“兵諫”, 高崇民、盧廣績等人加緊做東北軍與西北軍之間的配合工作, 籌備兵諫事宜。

        四、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貢獻

        西安事變發生時, 核心組成員高崇民、盧廣績在西安, 核心組其他成員在異地。不管身居何處, 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關注著事態的發展, 客觀分析時局, 力圖和平解決, 這成為推動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一個方面因素。

        核心組成員從抗日救國大局出發, 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杜重遠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 從全民族救國大業出發, 主張應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遂聯絡各黨派、各團體知名人士, 希望他們團結起來, 打破成見, 共同應對。他給國民政府有影響的馮玉祥、孔祥熙致電, 認為營救蔣介石為當今第一要務, 希望他們力持鎮靜。他還致信給社會知名人士杜月笙、黃炎培, 希望他們共救危舟, 否則各執其是, 群龍無首, 大局紊亂, 中國將步西班牙之后塵。國民黨當局認定杜重遠是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幕后策劃者。臧啟芳建議陳果夫, “杜重遠不能擺在張學良身邊, 否則影響太大;擺在外邊也會出亂子, 因此寧可將把他押起來”[10]141。于是陳致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 命其將杜扣押。熊式輝馬上以共商解決西安事變一事的名義電邀杜重遠火速趕赴南京, 將其扣押。直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后, 杜才恢復自由。杜重遠在中共還未形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之前就能有此種遠見和主張, 確屬難能可貴。

        核心組成員還做國民黨官員的思想工作, 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貢獻。核心組成員盧廣績受張學良委托, 做被押在西安的國民黨官員的思想和聯絡工作。盧廣績是周恩來奉天東關模范學校的同窗。周恩來到西安后, 專門探望了老同學盧廣績, 將中共的政策告知, 希望他能做一些和平解決的工作。肩負著張學良和周恩來兩方面的重托, 盧廣績抓緊做被俘的國民黨官員的思想工作。他首先去慰問扣押在西京招待所的國民黨高級軍事顧問蔣百里, 做其思想工作。蔣百里勸說蔣寫信給南京當局, 暫停轟炸3天, 建議派蔣鼎文到南京與何應欽商議解決辦法。盧廣績還做了“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曾擴情的思想工作。曾擴情表示愿意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盡自己的責任。他以“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的身份, 向全國人民進行廣播, 聲明西安事變只是一個政治事件, 只要進行協商將很快得以解決。還致函南京方面和駐西北各地的黃埔同學賀衷寒、胡宗南等, 上書蔣介石, 替張楊辯解。這些因素也對蔣介石產生了一定影響。

        核心組成員擁護中共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推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路線。高崇民是設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和召集人, 還是中共和平路線的積極推行者。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確定后, 尤其是經周恩來精辟的分析后, 高崇民思想發生轉變, 認為只有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才能真正地團結一致、共同抗日。但他主張和平解決的前提是“有條件放蔣”, 多次主持設計委員會議, 對西安事變的解決方案進行討論, 最后確定蔣介石只有做出“三項保證”, 才能釋放。張學良執意要陪蔣介石到南京, 不料卻被長期扣押。東北軍內部群情激憤, 誓與南京方面決戰。這時, 高崇民的主和作用便顯現出來, 對于維護東北軍內部的團結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竭力處理西安事變的善后工作

        張學良被蔣介石扣押后, 東北軍主戰派一致要求釋放張學良, 準備與中央軍決戰。中央軍對西北進行了軍事部署, 內戰一觸即發。為了處理西安事變的善后, 避免東北軍的內亂, 核心組成員閻寶航、王化一、王卓然先后受國民黨和張學良兩方面的委托, 前去西安做和談工作。他們勸說東北軍將領團結一致, 避免與南京方面發生沖突。西安的核心組成員高崇民、盧廣績兩人從大局出發, 全力維護東北軍的團結。他們遵從張學良的指示, 為解決西安事變的善后問題不遺余力。

        鑒于核心組成員在東北的威望和地位, 加之與張學良的親密關系, 他們自然成為國民黨在西安事變后解決善后問題的首要人選。閻寶航是在張學良被扣押后, 持有張的親筆信最早抵達西安解決西安事變善后問題的東北方面人士。宋子文、宋美齡向閻做出保證, 承諾釋放張學良, 委托其前往西安, 希望楊虎城放回被扣的50多架戰斗機和500名空勤人員。閻寶航接受了這個任務, 12月29日飛抵西安。西安方面作出了讓步, 但張學良被蔣介石交軍法審判的消息不久傳來, 給了閻寶航當頭一棒。東北軍、西北軍將領拍案而起, 聯名發表“歌電”, 要求釋放張學良, 否則不惜一戰。他們分函給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何應欽、戴笠、張繼等, 委托閻寶航帶回。閻寶航返回南京, 向南京方面討要說法未果, 讓其處于尷尬境地。

        張學良被長期監禁的消息激起了西安方面的強烈憤慨, 內戰一觸即發。在這種情形下, 戴笠找到了核心組成員王化一, 希望王化一、吳翰濤持有張學良、蔣介石的親筆函, 阻止雙方發生軍事沖突。何應欽也做出軍事行動停止后張學良便可回西安的保證。于是王、吳前往西安謀求和平解決, 將張學良“主和”的意見轉達給楊虎城及東北軍、西北軍的高級軍政人員, 但一些東北軍主戰派還是要求武力解決。為此, 他與西安的高崇民徹夜長談, 均認為東北軍的團結是張學良恢復自由的前提。王化一訪米春霖、鮑文樾、馬占山及主戰派孫銘九等人, 請其維護東北軍的工作。楊虎城還是認真聽取了他的勸諫, 決心停止軍事行動。1937年1月10日午后, 洛陽前方的軍事行動已經停止。軍事行動的停止標志著王化一此行任務的基本完成。1月11日, 王化一與吳翰濤返回南京。

        王化一離開西安后, 蔣介石提出甲乙兩個方案, 要求西北方面選擇其一。西北方面“和”“戰”之爭愈演愈烈。身在西安的高崇民、盧廣績都對此感到力不從心。他們希望核心組成員能聚在一起探討, 在東北軍最無助的時刻作出決策, 共同擔當, 幫助東北軍度過危局。當閻寶航、王化一帶著張學良的囑托前來時, 他們表示絕對服從張學良的“主和”意見。楊虎城對主和的高崇民產生不滿, 高得知后, 于1月28日到渭南前線的劉多荃處暫居。2月2日上午, 高崇民約盧廣績、陳先舟一起商討如何維護東北軍團結問題。但還沒等他們前來, 就傳來了王以哲被東北軍少壯派槍殺的噩耗。劉多荃為王以哲報仇, 派兵向西安取攻勢。高崇民從大局出發, 勸誡劉多荃不可出兵, 但可以回兵臨潼, 讓主戰派冷靜下來。

        核心組成員盧廣績準備應高崇民之約前往渭南時, “二二事件”發生了, 東北軍的內亂即將發生。2月3日, 盧廣績受中共周恩來與西北軍楊虎城的委托, 去詢問孫銘九等人如何打算。周恩來命劉鼎在2月4日下午帶孫銘九等人秘密出城, 遠避三原紅軍駐地?姖、劉多荃對中共、楊虎城兩方面非常不滿, 主動采取攻勢, 給駐三原的十七路軍造成威脅。為解除雙方的誤會, 2月5日, 楊虎城委托盧廣績去高陵做解釋說服工作。盧廣績將中共的態度與楊虎城的立場告之, 解除了雙方的誤會, 避免了東北軍的內亂。在這種情形下, 勸說東北軍執行甲方案, 成為高崇民和盧廣績的共同心愿。其實在“二二事件”發生之前, 東北軍將領已經基本上達成了一致意見, 執行甲方案。但由于王以哲被殺, 東北軍內部發生動搖, 東北軍高級將領從各自利益出發, 不愿意再執行甲方案, 所以在思想上希望東調。東北軍準備執行乙方案后, 高、盧覺得東北軍已經無望, 于2月底離開東北軍。

        核心組成員王卓然在“二二事件”后, 也被國民黨方面派往西安處理善后工作。王卓然和何柱國被允許去奉化探望張學良, 張學良要求他們轉告東北軍將領, 不要為爭取他個人的自由而與南京方面發生沖突, 要爭取槍口一致對外。王卓然和何柱國火速飛往西安, 歷訪各將領, 傳達張學良的旨意。王卓然還把自己的著作《張學良到底是個怎樣人》委托西安大公報分館代為發行8000冊。王卓然見到了中共代表團周恩來, 周恩來認為大家唯有盡最大努力, 才能使張學良的主張得以實現, 共產黨方面會責無旁貸。對此, 王卓然深受感動。在西安, 王卓然雖然按照張學良的指示勸說東北軍各將領, 爭取和平善后, 無奈此時東北軍各將領都為自己的前途與利益打算, 沒有按照張學良預期的“一致對外向南京堅持”。王卓然深知無法挽救危局, 只能離開西安。

        結語

        核心組成員作為張學良的幕僚好友、東北軍的高級參議, 雖不能力挽狂瀾, 拯救民族危亡于水火, 但其思想與實踐在西安事變期間產生了重要影響。概括來說, 他們是張學良思想轉變的忠實諫言者, 東北軍走上聯共抗日道路的直接推動者、西北大聯合的積極聯絡者和組織者, 西安事變的積極策劃者、參與者和支持者, 西安事變后的全力維護者。

        核心組成員在西安事變期間作出了重要貢獻。第一, 作為西安事變的發動者, 張學良思想的轉變是西安事變爆發的最核心因素, 其中與核心組成員的勸諫密不可分。第二, 核心組成員醞釀和策劃的西北大聯合思想, 早于中共在1936年初制定的西北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他們力促而形成的西北大聯合, 奠定了西安事變發動的基礎。第三, 西安事變前王化一的“華密”電報、核心組成員對張學良的勸諫雖然不是事變爆發的最直接因素, 但成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促進性因素之一。第四, 西安事變后, 在中共還未確定和平解決的方針之前, 核心組成員杜重遠等人就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這對于時局的發展和對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的制定, 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第五, 核心組成員是在張學良被扣押后處理西安事變善后工作的最合適人選, 他們在國民黨、東北軍、西北軍和中共幾方面斡旋, 提出和平解決方案, 對于時局的穩定起到重要作用, 同時對于維護東北軍內部的團結也產生了影響。

        核心組成員是一個特殊的愛國群體, 他們大多與國民黨方面、中共方面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尤其對中共的好感與日俱增。如閻寶航、王化一、王卓然在國民黨內擔任一定職務, 張學良被扣押后被當作國民黨方面的特使去西安調停。杜重遠、高崇民則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對國民黨有了質的認識, 開始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張, 成為“左”傾愛國人士。“張學良核心組會議”確定聯共抗日的方針后, 他們更加關注中共的政策, 促使張學良和東北軍走上抗日道路。西安事變后, 一直對中共有著崇敬之情和敬仰之意的核心組成員, 開始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引下, 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而努力, 高崇民、盧廣績等人也更加了解中國共產黨人, 對周恩來更是贊賞不已。與此同時, 中共方面也非常尊重這個愛國群體, 對其予以高度贊許。如在西安事變后各方商討成立聯合政府時, 周恩來提議將杜重遠與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名流一起, 入選行政院。面對“二二事件”發生后的危局, 周恩來認為于學忠、何柱國、董英斌都不能成為領導核心, 他想和高崇民、盧廣績研究, 另組領導核心, 團結東北軍, 反對分裂[11]115?梢, 高崇民、盧廣績都是被中共方面當作東北軍的智囊, 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 西安事變期間, 也是核心組成員被中共認知和認可的過程, 為他們在全面抗戰中開展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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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齊世英口述自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11.

        [11]丘琴, 白竟凡, 高凌.高崇民傳[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1991.

        注釋

        1 有關的研究成果有:1.張萬杰:《救亡圖存東北魂---東北救亡群體與西安事變研究》,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4年。2.王連捷:《東北救亡七杰》, 白山出版社, 1992年。3.張萬杰:《撥開迷霧見通途---1935年張學良幕僚的核心組會議》, 載《湖北社會科學》, 2013年第4期。

      作者單位:遼寧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所
      原文出處:張萬杰.張學良核心組成員與西安事變關系之探討[J].長白學刊,2019(02):132-138.
      相關標簽:西安事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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