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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在西安事變后的宣傳善后

      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作者:王春林
      發布于:2021-02-22 共14403字

        摘要:西安事變損害了蔣介石的領袖形象與國家權威。為維護政府綱紀,蔣介石延續了國民政府對事變的“叛變”認定,并策劃了對張學良的軍法審判。同時,蔣介石還發表了《對張楊訓詞》《西安半月記》以及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試圖壟斷對事變的話語權。但這些官方動作和宣傳存在不少爭議和矛盾之處,雖然在形式上完成了對領袖形象與國家權威的修復,然而社會各界對這些善后作為并不完全認同,他們多報以懷疑、否定等態度。在其后的民國政治中,關于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說辭已趨于標簽化,但這種宣傳善后是得失參半的,國民黨的官方話語在遷臺后方漸趨松動。

        關鍵詞:西安事變; 蔣介石; 張學良; 國民政府; 宣傳善后;

        西安事變期間的國內輿論因為國民政府的操控而呈一邊倒的態勢。1但事實上民眾對西安事變的態度遠不止報紙報道的撻伐或勸說兩種調子。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個人與國民政府都要為事件向國民有所說明,同時又要對涉事人員有所處置。此種“善后”事關領袖尊嚴、政府綱紀,也牽涉到陜甘特殊局面的消除乃至對日政策的轉變等內外問題,其意義重大而深遠。既往學界對國民政府善后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陜甘的善后問題上,尤其是對張學良、楊虎城個人以及軍事善后上,而對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對該事變的定性、宣傳以及后續影響則用力較少。2事實上,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為此進行了一整套的善后、建構與宣傳工作,旨在維護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形象與權威,消除負面影響,統一政府官員與國民對事變的認識。3本文擬對這一善后工作作一系統梳理,從中透視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綱紀觀念與意識形態考量,探析歷史事實與官方說辭的微妙差異,進而展現各界人士對官方話語的體認,以及這種話語對民國政治和社會的深刻影響。

        一、國民政府的定性與社會輿論

        西安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就將其定性為“叛變”。12月12日深夜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政治委員會認定張學良“背叛黨國”,決定“先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13日,中央政治委員會又推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并“由國民政府即下討伐令”。4蔣介石對事變最早的公開定性是《對張楊訓詞》中的“毀法蕩紀”“蔑法壞紀”“毀壞綱紀”。5該訓詞系陳布雷經蔣介石授意而作,當能反映彼時蔣介石對事變的定位。國民政府定性的依據是張學良“劫持統帥”,張對此并無異議:“那等于我叛變,那就是叛變吶。”6作為友軍的中共對事變的定性雖相對委婉,但也指出了可能引發內戰的前途。7

        多數官員對事變的看法與政府是一致的。宋子文判斷:“這是場政變。起義者的要求很含糊。”8鄭洞國認為張、楊的“做法是一種‘犯上作亂’的行為,是作為部下所不應取的”。9但也有部分官員對張、楊持同情或理解態度,鄒魯“以為張氏雖悖逆萬分,然稍有理智,當不至置國家的安危與前途于不顧”。10邵力子認為張、楊“不能說沒有錯誤;但要求抗日御侮,還是出于愛國的動機,是未可厚非的”,“不宜看作亂賊或土匪”。11曾有“反蔣”背景的人亦多以國家利益為考量重點。馮玉祥“以為國家民族之安危甚重,希介石之早歸也”。12陳公博得知消息后流下淚來:“起了同情和可憐之感,不覺把一向不滿意于蔣先生的反感消失了。”13在蔣介石獲釋后,馮玉祥等官員“均都狂喜,有的振足,有的鼓掌,有的樂的前仰后合”。(1)白堅武亦指出:“此實于國有益。”14

        一般民眾對“禍首”張學良的觀感呈現兩極分化。與國民政府較接近的人自然支持政府的應對,朱希祖在日記中稱張學良為“叛將”“張逆”。15傅斯年更挖苦道:“張賊的辦法,那里配說甚么政變,簡直是綁票。”16馬相伯也嘲諷道:“真辣真辣,其家傳為綁票老手。”17而與張學良較親近的人對西安方面則持理解態度。顏惠慶注意到“有相當一部分人同情張學良的行動”。18曹汝霖也認為,張學良“不忘國恨家仇,同情抗日,應表同情”。19

        在張學良送蔣返京后,國民政府面臨如何處置他的問題,此問題在國府高層爭議甚大。12月26日,馮玉祥表示:“國法不可不重視”,“張之叛逆應交軍法嚴辦,如罪已定后可設法減等”。孫科、鄒魯都贊成馮的觀點。2028日,關于張學良的去留“有二說:去、回。朱、程均主張回去。吳、張、孫、我均不主張回去”。2131日,何應欽表示:“為國家計,漢卿不必回去。”22徐永昌則注意到“石曾、子文對張漢卿事熱心極”。23蔣介石對如何處置張學良是頗傷腦筋的。在私交方面,蔣介石與張學良原本交誼匪淺,事變中張學良對蔣的生活也很關照。在張學良決定送蔣時,蔣“再三阻之”。(12)到洛陽和南京時,蔣介石都叮囑下屬“好好照顧副司令”。24但從為公的角度,國民政府不能不對張學良有所處置。12月28日,蔣介石“接見各部長,征求對張學良如何處置之意。中央談話人多主張不能令張再回西北”。29日,蔣權衡后決定“不準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25

        因此,軍法審判確實不過是走個過場。王子壯聽聞“手續業已決定,即由軍委會照法審決,然后再予以特赦”。26陳布雷在庭審前已準備好相關材料,30日“為委員長起草請求特赦之呈文”。31日開庭前“改定蔣先生請特赦張學良呈文”,會審后陳又到各部門奔走商議特赦事。27受命主持審判的李烈鈞則直接面對著兩種不同意見。28

        張學良在審判時表現得很強硬,他大義凜然地接受審判,并宣揚西安做法的正當性。張學良表示:我們“都是愛國的人”,“現在的要求,是極端的抗日貫徹,至于我個人的生死毀譽,早已置之度外”,“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29張學良“并指明何應欽、張群、吳達銓、張公權、楊永泰、陳儀、熊式輝七人為親日份子”。30張學良的言論根本不是“悔悟”,而是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批評國民政府過去的“不抗日”做法。因此,軍法審判并未起到“懲惡揚善”的效果,反而成了張學良宣傳“兵諫”的舞臺。李烈鈞寫道:“張漢卿態度光明磊落,對話直率,無所畏懼。”“他幾乎把我問倒了。我無可奈何,只得不讓他再講下去。”31審判官鹿鐘麟也見證了張學良的強硬:張“不滿意政府”,“如不抗日,出去還要革命。”32軍法審判的后續影響甚大,因為張學良的態度令國民政府頗為難堪,很多官員傾向于將其留在南京。張繼“不贊成張學良再帶軍隊”,“其他同意之人甚多,然皆不說”。33蔣介石也憤慨道:“張有不承認政府與做百姓亦要革命之語,是其尚無悔禍之心也,可痛之至。”34

        綜上所述,國民政府與社會輿論對西安事變的定性以及如何處置張學良始終存在爭議。這主要源于各自的立場以及與張的親疏關系,同時也決定了他們此后對事變的態度以及作為。

        二、官方說辭的炮制

        除了對西安事變的定性以及對張的軍法審判,蔣介石還苦心構建了關于事變的官方說辭,主要表現為《對張楊訓詞》與《西安半月記》。而陳布雷幾乎承擔了所有文字工作。

        1、《對張楊訓詞》

        根據國民政府官方說法,該訓詞由蔣介石發表于離開西安前。當事人張學良澄清道:“蔣先生就說了幾句話,很簡單的幾句話就走了,我們就上飛機了。他跟楊虎城說:‘我回去要是對不起你,我不能再給人當長官。’”35陳公博也懷疑訓話是事后補寫的,蔣百里婉轉地表示認可:“蔣先生夫婦在西安起飛時還很狼狽,大概他沒有時間訓話罷。”36

        但該訓詞并非完全虛構,它應當是根據蔣介石在事變中的表態增擴而成。剛回官邸的蔣介石即“口述在陜對張楊訓話要旨,另授余草稿一紙,囑即修改補充”。陳布雷與張群等人“互商要點后,即至侍從室著手起草”,當日改定。(10)何廉證實道:獲悉蔣介石脫險的消息后,“陳布雷對翁文灝和我說,我們該為委員長起草一份文告,就這次事變向公眾有所說明”。而蔣抵達南京后也“交了份文告給陳布雷,這是他在飛機上親自用自來水筆起草的”。37可見,蔣介石與陳布雷合作多年,對如何善后是有相當默契的。而蔣介石與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對蔣在西安的最后表態都有記述,其中宋子文的記述最為可信。“委員長召張、楊訓話,告訴彼等,盡管他們的做法系叛變行為,但他原諒他們。他所允諾之一切均會履行。”38宋的記述與前述張學良的說法頗為接近。

        《訓詞》雖然有很多修飾加工的成分,但其所依據的草稿卻是真實的,因而它向公眾傳遞的信息都是有的放矢的!队栐~》開篇即提到“不再勉強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并無任何特殊之要求”。后面又作大段闡述,將“簽字”或“下令”與蔣的人格乃至國家存亡捆綁在一起。(3)這是首先向外界表明蔣介石絕無有損領袖尊嚴之言行。其次,蔣介石表示其出險源于張楊“悔禍”,而事變之起因則歸之于中共的鼓動。(4)關于責任追究,《訓詞》傳遞了兩層意思,其一,張、楊應負責任,甚至蔣亦應負“上官”責任。(5)其二,中央會寬大處理。最后,他表示會遵守同西安方面的諾言。“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采納,亦無不可以實行。”(6)

        對蔣介石而言,此文又確實有文過飾非、修復形象的用意,其內容自然虛實參半。邵力子認為“一方面他要表示沒有為武力威脅所屈服”,“另一方面又要表示他會履行對張、楊所做的口頭諾言”。(7)毛澤東即嘲諷該文“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39通過這篇訓詞,蔣介石的領袖形象與張楊的“叛變”形象得以初步確立。

        2、《西安半月記》

        《西安半月記》也是蔣介石授意陳布雷撰寫的,它一定程度上是“訓詞”的擴展。該書根據蔣介石的日記修改而成,其內容真偽是一問題(9),想傳達什么是另一問題。后者亦很重要。

        陳布雷記述了《西安半月記》初稿的撰寫過程:在杭州“辟室新新旅館,撰西安半月記。時適陰歷元旦,寓中寂無他人,望弟來助余繕寫,既成乃赴滬”。40汪日章也見證了該書的撰寫和修改:“這個《西安半月記》,是蔣介石回到南京后要陳布雷寫的。蔣來溪口休養,陳布雷也隨同前來,住在蔣母墳莊附近,繼續閉門編湊這個《西安半月記》。這篇東西寫了好幾次,蔣看了好幾次,陳又修改了好幾次,最后才付印發表的。”41

        《西安半月記》最初僅系蔣介石關于西安事變的報告。“此一小冊并非公開刊物,系三中全會之報告書。余從羅秘書處得來。”42此報告在五屆三中全會上也并未受到太多注意,在眾多議程中,“蔣先生提出之西安事件之報告及請辭職,前者決定不理西安之八項主張,后者加以慰留。”43

        《西安半月記》描繪了蔣介石面對兵諫、拘押、脅迫的大義凜然形象,他義正言辭地斥責張學良,張在其面前唯唯諾諾,時而哭泣,時而悔悟,時而發出幼稚的論調。關于事變,蔣自始即認定為“叛變”,叱張學良等人為“叛逆”“敵人”,張學良則自稱“革命”。44但蔣介石的強硬態度并非完全是粉飾。張學良證實:“他態度很強硬啊”,“還是軍人氣概”。45這也與蔣自己的記述相契合:“決以正氣與精神力量與之斗爭。”46但蔣介石的態度也是有變化的。蔣百里指出:“當時態度的確很強硬,但到蔣鼎文離西安時,態度反而軟了。”(7)

        《西安半月記》關于蔣介石被扣后生活之記述相當正面,但卻與事實有些出入。例如,該書中蔣介石12、13日兩天未進任何食物。47但據負責關押的宋文梅回憶,蔣12日在他的勸說下同意吃了些麥片粥和桔汁;當事人孫鳴九也提供了更多的細節。48

        《西安半月記》對西安事變十分痛心:“八年剿匪之功”,“幾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變亂,損失難計。”(10)蔣介石曾就此向張鈁抱怨:“現在我們的力量尚不充實,外交還沒有得到援助,怎么能同日本打仗呢?共產黨退到西北,漢卿若能努力圍剿,抗日就能免去內顧之憂。如今我的計劃”“都叫這場事鬧壞了”。49該書對張學良的評價也很低,這為國民政府處置張學良營造了合法的氛圍。蔣介石原本很相信張學良,“此來僅攜便衣衛士及衛兵二十人,而行轅大門外之司警戒者,即張之衛隊營也。”事變初起,蔣懷疑“為一部之兵變,必系赤匪煽惑駐臨潼部隊暴動”。事變后,蔣介石對張學良甚為失望:“彼之所為,實與我所預期者完全相反。”50蔣介石對宋氏兄妹的冒險斡旋也甚為感動。宋子文來時,蔣與之相見,“悲感交集,幾不能作一語。”及宋子文次日離去,“百感交集”。至宋美齡前來,“感動悲咽,不可言狀”。51

        3、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

        《西安半月記》與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是以合訂本的形式出版的。因為地位關系,一般讀者對《回憶錄》評價不高。陳克文認為“回憶錄文字甚佳,文字上之價值當較史實上之價值為多也”。52事實上該書可視為宋美齡眼中的西安事變,《西安半月記》官方意味明顯,而《回憶錄》更傾向于個人的認識!痘貞涗洝芬脖A袅撕芏嗯c《半月記》不同的說法,邵力子的解釋是:“蔣夫人一定要這樣,不肯改。”(2)張學良也較贊賞宋著:“比較起來,蔣夫人寫的,我可以說比較相當的誠實,蔣先生寫的完全是———”53

        因為與“討伐派”主張不同,宋美齡《回憶錄》難免有抨擊對方之處,“余殊覺其措置太驟”,“余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同時,該書也可視為“主和派”的自白書。宋氏兄妹與張學良相互信任,宋美齡“自覺能想象張之心理”,“倘能與張當面商談,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瞢”。宋美齡也確實扮演了調和者的角色!痘貞涗洝愤顯示:張學良對“兵諫”自知不當,但絕無所謂“悔禍”之意:“我等所欲為者,確為造福國家之計劃。”(4)

        宋美齡《回憶錄》的出版引起了部分國府官員的不滿。王子壯完全不贊同宋美齡的說法,并批評了蔣介石任其出版的做法。“正中書局系黨有關之書局,今所奉命刊布宋氏之此類與國策不相容之著作,實不能不顯蔣先生溺愛不明,將為盛德之累,獨不思中央如不討伐,而與張說和,則政府之立場盡失,國家危難將有旦夕傾覆之禍,尚能容汝輩與張折沖乎。再茍無軍事上之威力以迫使就范,張學良未必即能放棄其謬誤之主張,而俯首南來也。”(5)陳布雷閱讀英文版后亦指出:該書“措辭有太激直處,對西安事變中軍政當局采取嚴峻政策,不無指責過當,是其疵病耳”。54“討伐派”因而趨于消極:“戴先生請假赴湯山,不問事者月余矣。”“丁先生赴日照已去數日”,“對于蔣之溺愛不明,亦頗不慊。居先生亦云,如此胡來,只有不干而已。何應欽求出洋而未得許可”。55

        王子壯與“討伐派’僅看到宋美齡泄私憤以及蔣介石溺愛宋的一面。事實上,宋氏兄妹憑借與張學良的私人友誼促成事變和平解決,但張學良被扣的結果使他們頗為愧疚,因而乃有宋美齡《回憶錄》之出版。蔣介石對此即便不贊成,當亦自知有愧。12月31日,蔣介石“致書子文慰之,使其為難,于心不安也”。在出版前,蔣介石與陳布雷也曾力圖修改宋美齡《回憶錄》,但最后似乎改動不大。(8)

        三、社會各界的體認

        經國民政府推廣,《對張楊訓詞》與《西安半月記》很快在全國傳播開來。負責宣傳工作的潘公展很早就提出將《訓詞》選入教科書。561937年3月10日,國民黨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通飭全國采為教材”,57教育部很快就通令各省市學校實行。58《西安半月記》也以類似的方式被推廣,廣東省政府“通飭所屬各級機關及公務人員一律購讀”,并要求各種短期訓練“一律以本書為精神教育必讀書籍”。59《西安半月記》合訂本“行銷極速,數日間出售逾十萬,開出版界之新紀元”。60

        有些官員對官方論調深信不疑。王子壯讀過《訓詞》后,“知張學良、楊虎城對蔣先生表示悔悟。”并認為“張之冒然來京,正所以待罪也”。61甚至讀過毛澤東《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一文后,王子壯仍“甚不以為然”。(7)很多讀者對蔣介石與張學良的印象也趨于兩極。陳克文讀畢《西安半月記》,對蔣佩服得五體投地:“蔣先生魄力之偉,膽量之大,眼光之遠,處事之鎮定精細,當世真無與匹。”62有讀者讀畢“成功成仁”一段后,“一方面只覺張漢卿之被迷于淺薄之唯物論,他方面又覺蔣委員長之不特為軍事家,政治家,而且為哲學家與宗教家也”。63部分東北流亡人士也附和政府之說辭。沈鴻烈“說張之為人,即委座半月記內所謂張小事精明,大事糊涂”。(10)王鐵漢在多年后仍表示:“委員長的《西安半月記》寫得很清楚、很詳細。”64但東北人士的言論應當是政府強勢論調下的產物,未必發自真心。65

        但在國民政府的話語壟斷下,社會各界對西安事變的認識仍很豐富。部分官員對國府的嚴厲處置并不贊同。“蔣百里對于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楊,認為情況尚未判明,為時未免過早。”(13)翁文灝對此的反應是“滄桑之變,其速如此”。(14)駐陜官員張玉蓀則委婉地肯定了兵諫做法:“張的所謂‘兵諫’,尚非虛言,而不準傷害委員長,也屬事實。”66

        朝野上下也都在議論蔣介石是否在西安有所妥協。張鈁直接向蔣介石求證:“允許了什么條件?”(16)陳公博懷疑道:“除了參加西安談話的幾個人之外,誰也始終蒙在鼓里。”(17)甚至陳誠也認為必有妥協。67與政界關系密切的傅斯年認為蔣雖未簽字,但一定會有所許諾:“此亦expediency(權宜之計)”。(1)

        時人對于事變其實有他們自己的見解,陳公博就稱《西安半月記》為“官書”,認為該書“有不少自己隱晦的地方”。他還“發現半月記和回憶錄很矛盾”。他“以為既有半月記,就不出回憶錄也罷,如果回憶錄一定要發刊,非大加改削不可”。(2)斯諾也認為《半月記》和《回憶錄》合訂本官方色彩甚重:“由于必須保持所處職位的尊嚴,他們不得不把許多有價值的材料略而不提。”68陳誠也有所保留地指出:“委員長《西安半月記》亦有看的必要。”(4)

        有的官員還指出了國府方面引發事變的一些弊端。陳誠認為:“中央對于西安事變應負大部分責任,如黨部人員之對于張漢卿,政訓人員之對于各級將領,處處予以難堪。”69徐永昌寫道:“張漢卿在西安向蔣先生歷數中央政府之黑暗與貪賄,亦一快事。”70南京政界很多人也意識到國策即將改變。顏惠慶寫道:“有消息說,宋子文將接替蔣,梁誠為外交部長。”71周佛海與邵力子“談西安事變經過,并及容共問題”,稍后“談今后國策問題”。72

        部分中外人士甚至對事變表達了肯定態度。司徒雷登表示:“凡是了解少帥的人都感到,除了出于愛國的動機之外,他采取這一行動不可能有別的原因。”“盡管他所采取的手段是笨拙的、不合適的,但他的本意是要結束一場給人們帶來災難,而且關系到整個民族存亡的國內沖突。”73林語堂也指出:我們“必須給予那位湮沒無聞的張學良將軍以充分的贊揚,因為他導致了這次事件的發生,在整個處理過程中,都完全出于愛國的而非個人的動機。”“統一戰線是中國形勢的邏輯發展,然而,沒有西安事變它就不可能產生,中國也就不會作好抗戰的準備。”74斯諾還觀察到,“大多數中國人評斷西安事變基本上不涉及倫理道德觀念”,“張學良對獨裁政權頭子采取直接行動,是選擇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辦法”,“今天一般人都認為,這一行動的客觀歷史效果是進步的”。(11)

        四、結語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與國民政府需要重樹領袖形象與國家權威,他們因而完全壟斷了對事變的話語權,張楊的“叛逆”形象在政治高壓下逐漸定型。盡管蔣介石所炮制的《對張楊訓詞》與《西安半月記》中多有不實或歪曲之詞,但當事之張學良、楊虎城一方迫于政治壓迫無法公開駁斥,中共則因為國共合作與抗日興起對此用力有限。而蔣介石則利用國家機器推廣他的論調,事變兩周年時他竟將張學良與日本相提并論:“張學良想威脅我的精神,現在日本也想威(脅)我們的精神,現在的日本便是當年的張學良。”(1)張學良的“悔禍”程度也是蔣介石的主要關注點,“漢卿思想與心理至今仍未改變”,“俟至適當時機,與其思想及心理轉變后,當可恢復自由也”。(2)

        但是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關于西安事變的宣傳善后顯然是得失參半的。一方面,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權威得以修復,而張學良則被釘上了“叛逆”的標簽。在陳克文筆下,張學良成為官場中被嘲弄和詆毀的對象。(3)而胡宗南在與中央軍校學生討論時竟也提出:張學良與汪精衛、李自成等人有何不同?(4)但另一方面,包括國民政府官員在內的社會各界對于張學良與西安事變有他們自己的判斷。國民政府的話語壟斷雖然使持不同意見者無從發聲,但卻并不能使他們完全接受。他們在私人圈子里可以自由地討論和表達他們的看法,這是國民政府的官方話語難以進入和占領的空間。同時,國民政府的話語壟斷也使東北流亡勢力在其后的民國政治和社會中頗感壓抑與被邊緣化。(5)

        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很多官員在解說失敗時都會追溯到西安事變,認為中共乘機做大。(6)但將國民黨的失敗都歸之于西安事變未免失之簡單,事實上主要原因自然是其自身的問題。(7)這些論調很大程度上仍是西安事變后國民政府官方說辭的延續。遷臺后,國民黨關于西安事變的官方話語漸趨松動。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事人黃仁霖、蔣鼎文提出蔣、張之間不過是對于“攘外”與“安內”次序的分歧(8),這變相否定了國民政府對事變的定性以及對張的處置。而張學良的舊部在談及西安事變時則多采取“捧蔣保張”的方式,他們或者強調張學良在“放蔣”問題上的關鍵作用,或者在批評張學良時兼有維護之語,或者直言舊時論調之片面。(9)在官方話語褪去后,蔣介石和張學良逐漸回歸其歷史的本來面目。

        (注:拙文修改中承蒙汪朝光老師指教,謹致謝忱!)

        注釋

        1參閱《〈大公報〉與“西安事變”》,《新聞大學》2005年第2期;何揚鳴:《試論西安事變中新聞輿論的作用和影響》,《新聞與傳播研究》2007年第2期。

        2參閱Tien-wei Wu.The Sian I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6;李云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2年版;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香港)星輝圖書公司1986年版;傅虹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劇》,王海晨、胥波譯,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楊樹標:《蔣介石傳》,團結出版社1989年版;張魁堂:《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羅玉明:《西安事變新論》,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3(1)關于20世紀20到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權建設,參閱家近亮子:《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王士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73-163頁。這一時期,蔣介石在體制和社會心理上逐漸確立了領袖地位,參閱鄧正兵、張均:《蔣介石對社會價值觀念的塑造與對日外交(1931-1936)》,《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4期(下);申曉云:《蔣介石“領袖集權”制下的外交用人方式轉換透視》,《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羅敏:《從軍事領袖向政治領袖的轉型---以1930年代蔣介石對“西南問題”的處置為中心》,《社會科學輯刊》2014年第4期。

        4(2)《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紀錄》,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308-310、313頁。

        5(3)《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1936年12月25日),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2、4頁。

        6(4)張學良口述,張之丙、張之宇訪談:《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第1冊,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頁。

        7(5)參見《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合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頁。

        8(6)哈雷特·阿班:《民國采訪戰---〈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額阿班回憶錄》,楊植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頁。

        9(7)鄭洞國:《鄭洞國回憶錄:我的戎馬生涯》,團結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頁。

        10(8)鄒魯:《回顧錄》,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379頁。

        11(9)邵力子:《西安事變追憶》,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頁。

        12(10)馮玉祥:《馮玉祥日記》第4冊,1936年12月19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頁。

        13(11)陳公博:《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242頁。

        14(1)馮玉祥:《馮玉祥日記》第4冊,1936年12月25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2頁。

        15(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杜春和、耿來金整理:《白堅武日記》第2冊,1936年12月26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9頁。

        16(3)朱希祖著,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日記》中冊,1936年12月13、19、20日,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726-727頁。

        17(4)傅斯年:《論張賊叛變》(1936年12月16日),傅斯年著、陳盤等校:《傅斯年全集》第5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1755頁。

        18(5)《馮玉祥日記》第4冊,1936年12月14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0頁。

        19(6)顏惠慶:《顏惠慶日記》第2卷,上海市檔案館譯,1936年12月16日,中國檔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5頁。

        20(7)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香港)春秋出版社1966年版,第293頁。

        21(8)《馮玉祥日記》第4冊,1936年12月14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3-864頁。

        22(9)《馮玉祥日記》第4冊,1936年12月28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6頁。“朱、程、吳、張、孫”依次為朱培德、程潛、吳稚暉、張靜江、孫科。

        23(10)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3冊,1936年12月31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518頁。

        24(11)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冊,1937年1月7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頁。“石曾、子文”指李石曾、宋子文。

        25(12)蔣中正:《西安半月記》,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24頁。

        26(13)張學良口述,張之丙、張之宇訪談:《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第2冊,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頁。張學良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

        27(14)《蔣介石日記》(未刊本),1936年12月28、29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第215頁,臺北“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年版。

        28(15)《王子壯日記》第3冊,1936年12月30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365頁。

        29(16)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1936年12月30、31日,(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年份不詳,第183頁。

        30(1)參見鹿鐘麟:《張學良南京受審紀實》,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頁。

        31(2)《張學良審判筆錄》(1937年1月1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114-00014-003。

        32(3)翁文灝著,李學通、劉萍、翁心鈞整理:《翁文灝日記》,1937年1月4日,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05頁。吳鼎昌,字達銓;張嘉璈,字公權。

        33(4)李烈鈞:《南京高等軍法會審審判張學良的經過》,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頁。張學良,字漢卿。

        34(5)《馮玉祥日記》第4冊,1936年12月31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70頁。

        35(6)《馮玉祥日記》第5冊,1937年1月2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36(7)《蔣介石日記》(未刊本),1937年1月1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年版,第5冊,第217頁。

        37(8)《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第2冊,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頁。

        38(9)陳公博:《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253頁。

        39(10)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1936年12月26日,(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年份不詳,第182頁。

        40(1)何廉:《何廉回憶錄》,朱佑慈等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頁。

        41(2)張俊義譯:《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5日,見《百年潮》2004年第7期。

        42(3)《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1936年12月25日),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1-3頁。

        43(4)《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1936年12月25日),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1頁。多年后,蔣介石終于認識到:“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并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參見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1年版,第75-76頁。

        44(5)參見《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1936年12月25日),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2頁。蔣介石在抵京后曾有此表示,翁文灝在座并有記述。參見翁文灝著,李學通、劉萍、翁心鈞整理:《翁文灝日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01頁。

        45(6)《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1936年12月25日),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2-4頁。

        46(7)邵力子:《西安事變追憶》,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頁。

        47(8)《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1936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頁。

        48(9)劉維開考證了陳布雷依據《日記》及邵力子的信函撰寫《西安半月記》的經過,還考證了《西安半月記》與《西安事變日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的差異,進而指出《西安半月記》雖然是作宣傳之用的,但也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僅部分內容因政治環境關系而有所隱晦。參見劉維開:《蔣中正先生西安事變日記》,《近代中國》第153期,2003年3月;劉維開:《蔣中正〈西安半月記〉之研究》,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0期,2003年5月。

        49(10)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頁。“望弟”指陳的妹夫翁祖望。

        50(1)汪日章:《蔣介石被扣經過》,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頁。

        51(2)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7年2月21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9頁。

        52(3)《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冊,1937年2月19日,第50頁。

        53(4)《西安半月記》,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4-7頁。

        54(5)《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第2冊,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頁。

        55(6)《西安半月記》,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11頁。

        56(7)陳公博:《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253頁。

        57(8)《西安半月記》,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8-9頁。

        58(9)參見孫銘九:《臨潼扣蔣》,宋文梅《我所經歷的西安事變》,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225、251-255頁。

        59(10)《西安半月記》,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2頁。

        60(11)張鈁:《風雨漫漫四十年》,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頁。

        61(12)《西安半月記》,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3、17頁。

        62(13)《西安半月記》,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20-22頁。

        63(1)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7年6月5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75頁。

        64(2)陳公博:《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255頁。

        65(3)《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第2冊,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頁。原文即以破折號結尾,張學良顯然不愿明言《西安半月記》虛假。

        66(4)《西安事變回憶錄》,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27、38、41頁。

        67(5)《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冊,1937年4月21日,第111頁。

        68(6)《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1937年6月12日,(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年份不詳,第220頁。此書英文版先出版于國外。

        69(7)《王子壯日記》,第4冊,1937年5月15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35頁。“戴、丁、居”指戴季陶、丁惟汾、居正。

        70(8)《蔣介石日記》(未刊本),1936年12月31日,1937年3月24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年版,第5冊,第216、262頁;《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年份不詳,第205、211、214、216頁。

        71(1)參見潘公展:《最偉大最切實的公民教育---讀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話的感想》,《讀書青年》第2卷第1期第3頁,1937年1月。

        72(2)《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采作教材》,天津《大公報》1937年3月12日,第3版。

        73(3)《蔣對張楊訓詞教部通令采取教材》,《新運導報》1937年第3期,第95頁。

        74(4)《令飭屬推廣購讀西安半月記暨西安事變回憶錄》(1937年7月15日),《公報》第373期,第108頁。

        75(5)《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冊,1937年6月11日,第162頁。

        76(6)《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3冊,1936年12月28日,第363頁。

        77(7)《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4冊,1937年5月13日,第133頁。

        78(8)《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7年2月21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9頁。

        79(9)權時:《讀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感言》,《銀行周報》,第4頁,(10)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圣雄編輯校訂:《陳誠日記》第1冊,1937年2月28日,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版,第120頁。

        80(11)沈云龍訪問,林泉紀錄:《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70頁。

        81(12)參閱王春林:《大義抑或利害:西安事變中東北流亡勢力的反應》,《史學月刊》2010年第8期。

        82(13)蕭贊育:《談西安事變》,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205頁。

        83(14)翁文灝著,李學通、劉萍、翁心鈞整理:《翁文灝日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1936年12月16日,第98頁。

        84(15)張玉蓀:《華清池之旅---追憶西安事變前后的經歷與見聞》,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第322頁。

        85(16)張鈁:《風雨漫漫四十年》,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頁。

        86(17)陳公博:《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241頁。

        87(18)參見《致夫人函》(1937年1月24日),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臺北“國史館”2006年版,第419頁。

        88(1)《致蔣夢麟、胡適、周炳琳》(1937年1月4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1頁。

        89(2)陳公博:《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241、254頁。

        90(3)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頁。

        91(4)《致夫人函》(1937年2月23日),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臺北“國史館”2006年版,第436頁。

        92(5)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圣雄編輯校訂:《陳誠日記》第1冊,1937年2月6日,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2015年版,第110頁。

        93(6)徐永昌:《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冊,1936年12月30日,第517頁。

        94(7)顏惠慶:《顏惠慶日記》第2卷,上海市檔案館譯,1936年12月27日,中國檔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6頁。

        95(8)周佛海:《周佛海日記全編》,1937年1月2、9日,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頁。

        96(9)約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譯:《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07頁。

        97(10)林語堂:《中國人》,郝志東、沈益洪譯,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371頁。

        98(1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426頁。

        99(1)《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8年12月12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30頁。

        100(2)《蔣介石復宋子文電》(1941年12月1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80114-00014-017。

        101(3)參見《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1937年5月17日,1940年9月5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68、655頁。

        102(4)參見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日記》上冊,1943年6月2日,臺北“國史館”2015年版,第216頁。

        103(5)參見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62頁。

        104(6)參見李毓澍訪問,周道瞻紀錄:《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1999年第9期,第53-54頁;李云漢校閱,蔣京訪問:《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8頁。

        105(7)參見易勞逸:《蔣介石與蔣經國(1937-1949)》,王建朗、王賢知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106(8)參見李毓澍訪問,周道瞻紀錄:《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1999年第9期,第48頁;黃仁霖:《黃仁霖回憶錄》第103頁。兩人與張學良的看法不謀而合,參見《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第2冊第354頁,第3冊第785頁。

        107(9)參見莫德惠:《民國莫柳忱先生德惠自訂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73頁;沈云龍訪問,林泉紀錄:《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78頁;郭廷以校閱,李毓澍訪問,陳存恭紀錄:《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100-101頁;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頁。

      作者單位:遼寧社會科學院
      原文出處:王春林.西安事變后國民政府的宣傳善后——以蔣介石、張學良為中心[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08):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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