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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期間國民黨國宣處內宣工作的主旨、特點與實質

      來源:傳媒觀察 作者:李偉鵬,艾紅紅
      發布于:2021-02-24 共9703字

        摘    要: 1937年11月國民黨國際宣傳處成立后,在承擔外宣之責的同時,也負責起了對內宣傳的部分工作。經過精心甄別和篩選,國際宣傳處的內宣印刷品主要譯自與中國抗戰密切相關的海外文本,意在通過“第三方證言”的方式與國內主流抗戰輿論相呼應。由此可見,國際宣傳處翻譯的這些對內文本與其主責的對外宣傳表面似乎“內外有別”,實質卻高度統一:即在抗戰救國的主旨下,對外宣告中國抗戰的正義性,對內則幫助中國民眾分清國際敵我陣營,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心。

        關鍵詞: 國際宣傳處; 抗戰時期; 國內宣傳“第三方證言”;

        Abstract: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Office of Kuomintang (KMT)was established in November 1937,the office embodied both foreign and some domestic publicity functions.After analyzing the work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Office' internal publicity,the content is basically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articles,intending to echo the mainstream of domestic anti-Japa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hird-party testimony".While foreign and domestic publicity appear to be different on surface,they are highly similar in essence,that is under the theme of defending China from foreign invasions,externally justifying China's resistance to aggression and internally helping people better tell rivals from all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building faith for victory.

        Keyword: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Office; the Anti-Japanese War; domestic publicity; "third-party testimony";

        國際宣傳處是國民黨戰時對外宣傳的主要執行機構。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先發制人,連日用英語向世界各國廣播,宣傳此次中日沖突的責任在于中國,迷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外國聽眾,也使國民黨當局加深了對國際宣傳和爭取盟友重要性的認識。1937年11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五部改組為國際宣傳處;1938年2月,國際宣傳處(以下簡稱“國宣處”)改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但運行經費仍由軍事委員會調撥。[1]目前新聞傳播學界對國宣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外宣工作;但筆者在史料爬梳過程中卻發現,當時的國宣處不僅做了大量外宣工作,還針對國內讀者出版了一定數量的書籍、刊物等。國宣處作為一個外宣機構,為什么會做此類內宣工作?本文嘗試結合國宣處的相關內宣品進行考察分析,意在彌補迄今這一研究領域的缺失。
       

      抗日期間國民黨國宣處內宣工作的主旨、特點與實質
       

        一、“借他人之文,傳自己之道”:國宣處內宣工作的主旨

        國宣處的內宣制品密集地出現于1939年及以后,此前并無內宣業務。這與當時動蕩的國內環境不無關系。國宣處(時稱“軍事委員會第五部”)起初在上海開展工作,而后1937年淞滬會戰失利,國宣處的主要負責人董顯光及其部屬退居南京開展工作,期間經歷了一次更名改組,取消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將相關工作遷移至軍事委員會宣傳部。上海淪陷后,國民黨大批組織開始向華中轉移,國宣處也隨之遷到漢口。由于其他戰區對日軍的牽制,使得國宣處在此獲得了難得的喘息機會,有機會對機構進行擴充及調整,1938年2月又改隸國民黨中宣部,國宣處歷經一年的建設后,組織框架初具規模。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國宣處向重慶后撤,在承擔了相當外宣任務的同時,對內宣傳業務也順勢在國內鋪展。

        內宣作為政黨長期獲取合法性的渠道之一,在那個關乎家國存亡的戰亂年代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和使命。從1917年英國主責國內宣傳的“全國戰爭目標委員會”成立,到1922年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談到大眾媒介可以通過對戰爭的選擇性描寫來建構民眾腦海中的想象,再到1926年拉斯韋爾在《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中指出在戰爭宣傳中揭露敵人殘酷的本性,往往能激起民眾的憤怒,煽動軍隊對敵人的仇恨,推動戰爭走向勝利,[2]無數實踐和理論都證實了戰時宣傳的有效性。國府自然明白宣傳的重要意義,1940年3月23日,蔣介石在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甲組第一期畢業典禮上的訓詞中就特別強調,“今當全國努力抗戰之時,我新聞界為國奮斗責任之重大,實不亞于前線沖鋒陷陣之戰士。如何宣揚國策,統一國論,提振人心,一致邁進,達到驅逐敵寇,復興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義國家之建設,實唯新聞界積極奮斗是賴”。[3]戰時宣傳的重要性雖為國宣處對內宣傳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在當時以國民黨《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和中央電臺為核心的黨營宣傳體系已十分完善的條件下,靠對外宣傳起家的國宣處又該當何為?

        (一)國府的信任困境與其內宣系統的短板

        事實上,當時的國民政府,正面臨日益嚴重的民眾信任危機。首先,對國內民眾而言,戰爭已持續兩年,不僅看不到結束的時間,最終能否勝利也是未知之數。其次,“九·一八”事變后,青年愛國學子走上街頭抗議示威,督促蔣介石政府北上抗日,卻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鎮壓。直到盧溝橋事變發生,國民黨政府才一改之前“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開始采取強硬的聯共抗日措施,[4]但其對日態度仍具有搖擺性。1938年11月,國民黨在湖南南岳召開軍事會議,確立了國民黨大量軍隊只作“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的方針,抗日態度轉向消極。[5]1939年,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世界形勢發生了變化,日本也改變了對華政策,對國民黨政府實行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集中主要兵力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在日本對華政策的誘惑下,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積蓄力量準備內戰的總方針。國民黨當局的這種做法,自然激起民間輿論的反感與批評,國民政府于是以戰時新聞政策為名,在輿論上進行嚴格管控,如制定一系列法令,對進步文化作品進行壓制、對各類報刊內容進行事先審查、查禁,限制民眾的抗議運動等。據不完全統計,僅1941至1942年,國統區被查禁的書刊就達1400多種,[6]1943年有500余種。國民黨還通過特務組織,控制著全國絕大多數報刊,《中央日報》 《民國日報》 《掃蕩報》 《掃蕩簡報》等各大報都掌握在中統和復興社特務手里,其所載信息也都是美化國民黨政府形象的“正面報道”。[7]但這樣只會加重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連帶國民黨政府的那一套內宣系統都陷入了信任危機。官媒若無公信力可言,其輿論引導的功能自然也無法奏效;诖,國民黨政府亟需開辟新的內宣路徑,重構政府的信任體系。

        (二)國宣處的翻譯制品為國府內宣提供了有力的“第三方證言”

        官媒作為政府的喉舌,若只是對民眾進行自說自話宣傳,其公信力會略顯乏力,尤其是當政府陷入信任危機的時候更會大打折扣。如果能引入“第三方證言”這一法律理念,媒體的公信力問題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補救與提升。在法律概念中,“第三方證言”的核心含義是指與原被告雙方無利害關系第三方的證言。將這個概念在中國的輿論場上進行拓展,國民黨作為宣傳的主體,中國民眾作為傳播受眾,無論是大洋彼岸的美國還是相隔萬里的英法,從物理距離抑或從因文化差異所導致的心理距離來看,他們顯然都獨立于中國而存在。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尤其是對于國內的受眾來說,他們是中國輿論場上的“第三方”。而國宣處也正是利用了自己腳踏中西文化的優勢,為國民黨政府的戰時對內宣傳開辟了新路徑。

        國宣處的內宣印刷品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由國宣處直接翻譯的海外文本,一般落款署名“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譯”。此類文本來源廣泛,如國宣處經常會將美國《紐約時報》、英國《國際新聞公報》《孟卻斯德導報》(即今曼徹斯特,筆者注)等外報文章進行翻譯,發表在國內期刊上;此外也會轉譯一些西方政要名人的署名文章或是講稿,如1940年發表在《現實》期刊上的一篇《美國前國務卿史汀生論對日軍火禁運》;還有一個重要來源是外國學者的著作,如蘇聯研究院斐爾司曼博士(Fersman)所著的《戰爭與作戰原料》(國際編印社,1943),美國學者阿朋德(H.Abend)等的《如何處置戰敗后的日本》(國際編印社,1944)就是這類文本的典型代表。第二類是對原有譯本適當改編調整后的文章,如縮寫或添加評語、背景等信息,抑或選編多篇文本合成書籍,如1939年第6期的《星島周報(香港)》的一篇名為《外報對汪逆異動的輿論》的文章,引用了一些西方報紙對汪逆行動的批判,意在批判汪精衛背棄國策的漢奸行為,以示警醒。[8]第三類是國宣處的原創文本,包括部分文章和圖片等,其圖片一般署名“國際宣傳處攝”。國宣處攝影科于1938年冬末成立,在抗戰期間拍攝了大量的影像圖片資料,這些資料不僅用于外宣,一些圖片還發表在國內期刊上,如《志愿兵報名處之擁擠》《送子入伍》《全隊繞往敵后截斷其歸路》等,展現了中國軍民踴躍抗戰、空前團結的場景。此外國宣處還在國內主辦了一些關于抗戰主題的影展活動,可見圖片影像資料在當時也被當成了重要的內宣方式。

        國宣處的內宣制品發行范圍廣,輻射的受眾面大,被《國際編譯》《世界政治》《中央周刊》等多家報業刊載,所著書籍被正中(重慶、上海兩處)、文通、國際編譯、貴陽交通等多家出版社出版。國宣處還精心組織編寫出版了“國際問題小叢書”“國際時事叢刊”“國際問題叢書”等系列書籍。這些史實都進一步佐證了國宣處內宣工作的系統性與組織化。

        通觀國宣處生產的上述三類翻譯或原創作品不難發現,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借他人之文,傳自己之道”。如其編譯的《遠東和平的先決條件》(正中書局,1941)一書中表示,“要遠東和平,必須有一個獨立強盛的大中國。這話我們早曾說過,現因裴斐教授之言證明世界學者也有這種認識了,真是可喜之至”。[9]書中的這段評述,直白地表露了國宣處意在用國外的相關言論,表達自己的觀點,或為自己的觀點辯護的真實想法。這種內宣稿的框架敘事方式,也正是國宣處內宣工作區別于國內其他內宣途徑的優勢所在,是對國內其他內宣方式的一種補充,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輔助了國府總體的內宣工作。

        這種借他人之文、傳自己之道的勸服策略,幾乎貫穿于國宣處生產的每一份內宣制品中。1939年發表在《世界政治》的一篇名為《我們所守的堡壘》的文章,是國宣處根據美國前陸軍少校依略奧特(George Fielding Eliot)所著的《我們所守的碉堡》一書縮寫而成,書中詳細剖析了美國在戰云迷漫的世界中采取的軍事策略,并介紹了當時美國所具備的軍事實力,認為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海軍,在習慣、精神、技術及人才方面都不如美國強,根本不能和美國相提并論,旨在說明美國有足夠的實力守護家園、抵御外敵。[10]國宣處在中國的輿論場為美國“秀肌肉”,無疑是在中國戰局吃緊的情境下,通過形塑美國強大的形象,給民眾以堅守抗戰的信心。與該文相似的還有一篇文章1940年發表在《外交季刊》上題為《英法德之軍備與經濟力》的文章,第一段寫道“上次大戰之結束,迄今僅二十又一年,參戰各國,瘡痍未復,而二十年后之今日,又以但澤問題引起戰爭,目前波蘭問題已告段落,而英法兩國,似仍將履行其條約上之義務繼續作戰,后此局勢,能否避免擴展成為世界二次大戰,正未易斷言,今故以最樂觀之態度,假定戰事難使延長,戰局不至擴展,則英法對德之軍備與經濟力量之比較若何,正值吾人之注意也。本篇摘譯自東洋經濟新報一八八五號(九月九日出版),系該刊特稿,雖系敵方言論,然系屬研究性質,所集資料相當豐富,立論尚不失其平,英法對德軍備經濟之實力,皆處絕對優越地位,此等立說,出諸日人之曰,尤屬難能可貴。特選擇之以為視察未來歐戰局勢之一助。”[11]而1942年編譯出版的《日本覬覦中的東亞共榮圈》一書中,原書作者認為如果英美對于日本的暴行仍采取姑息政策,而不加以嚴厲的裁制,則英美在太平洋方面的權益,將會受到嚴重損害,呼吁英美對日采取積極的阻止行動。[12]原書的作者作為西方學者,意在通過文章與西方政界對話,希冀西方國家能防患于未然,早日介入在東亞的戰爭。文章原文受眾雖未將中國民眾考慮其中,但國宣處將該文譯制后引入國內,無非是想向國內民眾展示自己的“輿論后援團”,潛臺詞好似告訴民眾,往日我們天天奔走相告說美國等西方國家遲早會加入這場戰爭,并非是白日做夢,也并非是在誆騙民眾,如今有了國際學者的證言,國內民眾應當可以安心。

        為達這一目的,國宣處有時在翻譯中甚至故意曲解外文原意。如1940年刊登在《進步英華周刊》的一篇羅斯福講稿,內容主要是美國將加大對相關抗戰國家的援助力度,其中羅斯福這樣說道:“Our country is going to play its full part。”[13]如果忠于原文的字面翻譯,應該譯為“我們國家將最大化發揮作用”或是“我們國家將竭盡全力參與”等,但是國宣處將該句翻譯為“我們將全力參與當前的偉業”。“偉業”一詞在中文語境下意指“偉大的事業”,帶有極強的感情渲染,即使聯系羅斯福上下文也并無此意思,所以與羅斯福原話相比這一詞實屬無中生有,由此可以洞見譯者的用心所在。此類的情況還有很多,篇幅所限,不一一贅述。

        二、“內外有別”背后的“無別”:國宣處內宣工作的特點與實質

        如前所述,國宣處所翻譯、印發的海外文本具有顯著的“信息控流”痕跡。正如被外國記者所普遍詬病的新聞檢查制度一樣,國宣處不會向國內輸入任何對國府不利的信息,也并非簡單地給國內民眾一個“國際信息參考”,而是帶有很強的輿論指向,以期影響民眾對相關事件的意見和態度。

        “把關人”理論認為,大眾傳媒的新聞報道是一種選擇取舍,只有符合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才能進入傳播渠道。[14]作為“把關人”的國宣處的內宣目標,第一顯然是提振民氣,意在宣揚國民參戰熱情及外國正義輿論隨著戰事的推進,正日益倒向中國,中國人民最終會贏得這場勝利;第二是鼓舞人心,消除民眾由于看不清戰勢走向而產生的恐慌情緒,既強調各國正在加大對華援助,又渲染世界各國的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向好;第三是爭取民意,消減當時民眾對國府消極抗日沒有作為的負面輿論壓力,塑造國民政府的正面形象及世界輿論對中國抗戰的肯定;最后是唱衰日本,昭示形勢正朝向有利于中國抗戰的趨勢發展。

        (一)國宣處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其外宣和內宣目標的明顯差異

        國宣處在對外傳播和外事活動中,始終苦心孤詣、孜孜以求地研究“對象化”問題,不僅明確區分了對象國的敵、友類別,還重點針對最能左右世界局勢的國家,采取了訴求與主旨各異的內容設計,[15]即“外外有別”的策略。而國宣處的內宣工作和外宣工作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即“內外有別”的特點。“內外有別”的學術概念最早由沈蘇儒先生提出,但就“內外有別”的實踐而言,早在1944年9月,在延安的窯洞中,中共對外宣傳起步之初,提出的對外宣傳三原則中,最后一條“照顧外國讀者的理解程度、力求清晰易懂”,就已經蘊含了“內外有別”的含義。新中國成立后在對外宣傳中廣泛應用“內外有別”的方法,1961年中國外文局內部的大討論,確定了構成“內外有別”原則五要素,即“有別”之處在于宣傳對象、宣傳目的、宣傳內容、宣傳方式、語言文字這五個方面。[16]

        從宣傳對象看,國宣處的外宣對象是國際受眾,尤其是美國方面,但內宣的指向在于國內,準確說是具有中國籍的民眾,不包括在華的外國人。這個在其相關著作中的序言部分都有明確提及,如1944年編譯的一書《如何處置戰敗后的日本》就明確提出,本書編選以供國內人士對本問題之參考。[17]而談及宣傳目的(在此筆者需要說明,“內外有別”的觀察視角是從受眾出發,所以此處宣傳目的主要考慮對受眾的直接目的,略別于下文從宣傳行為主體考慮的根本目的),外宣方面,無疑主要是希望吸引國際社會對中國戰區的關注,以獲取更大的支援力度。而內宣的恒定主題是如何爭取民心,通過內宣維護政府的權威性和可信度。宣傳內容方面,外宣的內容生產主要依托中國的本土素材,如曝光日本的在華暴行,呈現中國艱苦的抗戰情形。而內宣則主要是呈現國外的信息,如國外對于中國抗戰的評論、對戰勢走向的研判、對華支持的輿論、對日的態度、國際援華進度,以及主要大國的國情和世界反法西斯的境況等內容。由此可見,其內外文本內容的選擇有一定區別。就宣傳方式而言,國宣處的內宣方式主要為文字與圖片,而外宣則集中了圖、文、聲、像等多種形式,除了報刊和圖片宣傳之外,還印發宣傳小冊,制作宣傳影片,如在美國上映的《中國反攻》,以及在日本東京秘密放映的《日軍在南京暴行》等。另外,外宣中也充分利用國際廣播每日向主要國家播送新聞和時論,再就是組織中的“別動隊”通過人際傳播、公關游說進行外宣也是其重要方式之一。綜上,從形式的差異也不難看出國宣處的工作重心在海外,而內宣無疑是主職之外的一個副業而已。最后語言文字方面的差異可能是最顯見的,外宣主要用英、法、德、俄、日等外語進行宣傳,而內宣則基本為漢語,該細節更進一步佐證了國宣處的內宣就是指向國內的中國民眾,并不包括在華的外國人,這也就直接排除了國宣處“內宣”是在幫“外宣”撿漏(居住在中國的海外民眾)的可能。當時對在華海外民眾的宣傳任務主要由租界內的英文報刊承擔。國宣處面對國內國外兩個不同的輿論場,這五方面的有別是自然的。

        此外,現代意義上的“內外有別”也指對于相同的新聞事實,國內國外進行差異化報道。很多學者指出,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們很難做到穿“兩張皮”,說“兩面話”,所以有相當學者認為我們應該“內外無別”,認為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報道內容應該與國內真實情況相符。

        事實上,即使那個信息技術并不發達的民國時期,這個層面的“內外有別”也并非長久之計?箲鸪跗,國宣處在國際社會上突出中國抗戰艱難,以博求海外的同情和各國支持,而在國內的宣傳話語明顯更為積極。而隨著抗戰的演進,中國戰場越來越被世界媒體所關注,很多外國記者來到中國,以重慶為據點,開展針對自己國家的中國抗戰一線報道,這樣一來,在國際輿論場上關于中國的信源就不止國宣處一家,國宣處的那套“內外有別”不再管用。但國宣處仍我行我素,到了中后期,國宣處大量不實的夸張報道也為國際社會所詬病。如曾為國宣處工作的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本名叫西奧多·H·懷特,Theodore Harold White)曾批評國際宣傳處給外籍媒體提供的公報對失敗避重就輕,粉飾國民黨軍隊對日的退卻,將其稱為是戰略性迂回,而把那些被日攻占、失守的城鎮稱為“我軍已成功地誘使敵人陷入落網”;對國民黨軍隊的獲勝則大肆夸張,往往一場小勝,在公報上被說成是虜獲“武器無數”的壓倒性勝利。[18]戰時被美國派來重慶的中國問題觀察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不滿國際宣傳處的不實宣傳,認為“國民黨在海外進行的宣傳是十分危險的虛偽編造”。?可見國宣處后期對國際的不實信息提供,既違背了當時成立為爭取國際援助的“初心”,也使國府前期形成的一些正面形象開始崩塌。

        (二)國宣處“內外有別”宣傳的內在統一性

        雖然在受眾層面得到的印象前后迥異,但國宣處的宗旨是一慣且持續的。其宣傳表面看似“內外有別”,實則高度統一。

        首先,其戰略關注點高度一致且連貫,即都強調“以美為主”?箲鸪跗,美國并未卷入歐洲和亞太戰場,加之美國在戰爭中憑借對日輸出石油、鋼鐵等大發其財,因此對遠東戰場持觀望態度,對中日沖突持中立原則。[19]對于親美的蔣介石政府,無論是解決“內憂”還是“外患”都寄希望于美國的支持,自然美國一直都是國宣處外宣的第一爭取對象。而這樣的戰略側重在內宣中也有所體現,無論是稿件的來源渠道,抑或是關注重點,對美國方面的動向尤為上心,其內宣制品的多數取材都來自美國;再者,在戰時宣傳大背景下,內外宣緊扣抗戰主旋律無可厚非,但與階段性的外宣工作類似的是,內宣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特點,針對不同時期,國宣處在內宣議題的甄別和選取方面有所側重,如在美國對日宣戰前,其內宣稿件輿論導向多為理性的形勢研判和相關國家抗戰經驗,意在調動民眾抗戰積極性;但在美國對日宣戰后,內容多以美日互動以及太平洋局勢說明相關,明顯有唱衰日本、為美國背書之嫌。

        其次,國宣處內宣與外宣的發力方向不同,但“受力點”卻出奇一致,殊途同歸。通過在相關議題上精心甄別和選擇,國宣處進行了巧妙的議程設置。上述制品的議題可分為五大類:一是鼓舞動員類,意在提高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激發民眾抗戰熱情。如《中國正為人類文化而奮斗》將中國目前英勇的抗戰行為提升到了一種特別的價值高度,強調“炸彈與野蠻永遠也不能征服中國”。[21]二是謳歌戰績類,此類文章多為外國輿論對中國抗戰功績的一種肯定和褒獎,如原載于蘇聯民用航空雜志、后翻譯發表在國內期刊的文章《空戰在中國》,指出“在中國各戰線上活動的日本空軍,數量方面超過中國空軍數倍以上,但是中國空軍的戰果很明顯地昭示了利用較小力量也一樣可以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有效的抵抗”。[22]三是形勢研判類,多為外國學者、政要對日本侵華戰爭走向的分析,如《中日貨幣戰》預判日本將難以維持戰爭,終將失敗。[23]再如《未來的美日戰爭》一書前言表示:“凡欲研究未來的美日戰爭者,或可以此書為參考之資料也。”[24]四是國情介紹類,主要從經濟、政治、軍事等角度介紹外國的情況。如《法蘭西的悲劇》一文總結了他國相關抗戰經驗,以期為國內抗戰提供經驗參考。[25]五是援華信息類,如《羅斯?偨y援助民主國家講辭》《美國參戰的前夜》《把軍火供給民主國家》等,多為表達西方國家對日本行為的譴責,向民眾釋放西方國家將要開展對華援助,支援反法西斯戰爭的信號。[26]一句話,在抗戰救國主旨下,國宣處的對外宣傳意在宣示中國抗戰的正義性,對內則幫助民眾分清國際敵我陣營,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心。其終極目標,都是維護與鞏固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捍衛中國的權益。

        三、結 語

        多年的國共內戰,削弱了民眾的國家認同和民族意識,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的國民黨政府必然要高調地打出民族主義的口號,以戰爭動員為契機來完成全民族的精神統一,形塑積極抗戰帶領全民族走向勝利的國民政府形象,而最能體現社會整體知覺和集合意識的就是社會輿論。[27]而對于正處在信任困境的國民黨政府來說,迫切需要通過“第三方證言”來重構媒介的信任體系,國宣處正好發揮自身機構優勢,利用發達的國際信息網絡,借助海外喉舌的框架敘事,為自己輿論話語賦權,增加自己的話語分量和可信度。

        對一國政府而言,其外宣工作只是內政/內宣工作的延伸與擴展,理應作為統一的整體來對待。國民黨政府國宣處作為中國早期的公共外交實踐,其內外兼具的宣傳布局,也恰巧是對當前學界提出的公共外交不僅負有“外宣”之責,同時也兼有“內宣”功能觀點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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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
      原文出處:李偉鵬,艾紅紅.抗戰時期國民黨國際宣傳處的對內宣傳及其實質[J].傳媒觀察,2021(02):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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