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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國際商事法庭制度的變革與創新

      來源:武大國際法評論 作者:黃進,劉靜坤,劉天舒
      發布于:2021-03-08 共13540字

        摘    要: 中國國際商事法庭自設立以來,因其國際視野和重要戰略定位,得到各界高度關注。與國外同類機構一樣,如何通過優化審判職能,完善審理機制,塑造成為國內外當事人解決糾紛的優先選擇,是國際商事法庭必須認真對待的制度性問題。通過對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等新興國際商事法院(庭)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以下制度創新改革設想:一是完善管轄制度,現階段可增加規定構成“實際聯系”的情形,并探索構建離岸訴訟管轄規則。二是探索多元化法官制度,現階段可探索聘請中國籍香港法官參與審判,下一步可考慮引入外籍法官,提升國際商事法庭的吸引力與競爭力。三是優化審級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案件的基礎上,增設內部上訴機制,同時設置合理的上訴條件,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平衡。

        關鍵詞: 國際商事法庭; 離岸訴訟; 外籍法官; 上訴制度;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f China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worldwid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because of its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important strategic orientation. Like other similar foreign institution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f China shall devote to optimizing judicial functions, improving judicial mechanisms,and thus turning out to be the preferred choice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parties to resolve disputes.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such as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Courts, Civil and Commercial Court of the Qatar Financial Centre,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reform ideas: The first suggestion is to improve the jurisdiction system, including incorporating circumstances of actual connection and setting up offshore litigation jurisdiction rules. The second suggestion is to explore the persified judge system. At present, Hong Kong Judges of Chinese nationality can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ial. Gradually, foreign judges can also be introduced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Thirdly,the trial system should be optimized. An internal appellate mechanism should be added, and reasonable appellate condi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Keywor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ffshore litigation; foreign judges; appellate system;
       

      我國國際商事法庭制度的變革與創新
       

        201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國際商事法庭分別在廣東省深圳市和陜西省西安市揭牌并開始正式辦公,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提供了重要保障機制。國際商事法庭的設立和運行,是中國司法制度新的重要探索,現已開展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然而現階段,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受理案件數量不多,在目前審結的5個案件中,僅有1個案件作出實體判決,其余案件均為管轄權異議裁定及仲裁協議效力裁定,在國際司法領域的實質影響力比較有限。1值得注意的是,這5個案件的審理均由國際商事法庭提級管轄,并非當事人協議管轄的結果。要想吸引更多中外當事人將中國國際商事法庭作為解決糾紛的首選,就應當受理更多有國際影響力的國際商事案件,彰顯這一新型爭議解決制度的內在優越性。本文從比較法的視角,選取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等新型“國家驅動型”2法院作為研究對象,從審級制度、管轄制度、法官制度三個方面,結合中國國際商事法庭作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構的戰略定位,提出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制度改革創新思路。

        一、管轄制度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設立國際商事法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稱《國際商事法庭規定》)第2條、第3條的規定,中國國際商事法庭辦理的案件,既可以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審,也可以來自當事人之間的約定。但無論是哪一種情形,都必須滿足國際性和商事性等前提。

       。ㄒ唬┮话愎茌犚巹t

        1. 國際性的認定標準

        根據《國際商事法庭規定》第3條的規定,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對于其所管轄的案件具有“涉外性”的要求。該規定對于“涉外性”的判斷規則,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條的規定基本一致,包括民事關系的主體涉外、客體涉外和內容涉外三個方面,但并未設定“可以認定為涉外民事案件的其他情形”的兜底條款。由此可見,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對管轄案件“涉外性”的判斷持審慎的限制態度。這在全球一體化浪潮下顯得有些不合時宜。3比較而言,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等設立于特定金融自由區的國際商事法院,既審理國內商事案件,又審理國際商事案件,其功能定位、政策目標與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存在較大差異。目前,對管轄案件提出“國際性”要求的國際商事法庭,主要包括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商事法庭、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等,這些法庭不審理純國內商事案件,而是將司法資源集中于國際性商事爭議的解決,這與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建設的目標與定位更加相符,其經驗更值得借鑒。

        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對案件“國際性”的界定標準,見于新加坡《最高法院法》第110號令的規定,具體包括:(1)爭議雙方的營業地位于不同國家;(2)任何一方當事人在新加坡都沒有營業地;(3)當事人之間商事關系中實質義務的履行地或與雙方爭議事項有著最密切聯系的地點不同于任何一方當事人的營業地國;(4)訴訟當事方明確同意爭議的標的涉及兩個以上的國家。4以上四個條件,只須滿足其中一個即可。

        總體上看,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所涉的前三項營業地標準值得借鑒。具體理由如下:其一,國際商事法院(庭)管轄的案件當事人大多為法人。營業地作為法人的經營活動中心,在國際商事關系中是更為實用及便利的連結點。其二,營業地標準也體現了更加中立的普遍主義立場,真正符合“國際性”的內涵定義,也是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以下稱《新加坡調解公約》)所采用的標準。但同時,第四項標準目前可能不太適宜中國,因為該標準主觀彈性較大,可能與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現階段的功能定位和價值取向存在出入。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國際商事法庭有必要對其所管轄案件的“國際性”要求作出明確規定,建議在《國際商事法庭規定》中新增如下條文:“有下列情形之一,國際商事法庭可以認定案件具有國際性:(1)爭議雙方的營業地位于不同國家;(2)當事人之間商事關系中實質義務的履行地或與雙方爭議事項有著最密切聯系的地點不同于任何一方當事人的營業地國;(3)可以認定為國際商事案件的其他情形。”

        2. 商事性的認定標準

        《國際商事法庭規定》并沒有對“商事”一詞進行解釋,同時,我國《民事訴訟法》和《仲裁法》也沒有對“商事”這一概念進行定義,而是采用“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表述,這給司法實踐造成了一定的困擾。有學者認為,可以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我國加入〈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通知》中所作的商事保留聲明的規定,但這種定義也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5

        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在《最高法院法》第110號令中,對一系列屬于商事關系的交易進行了不完全列舉,例如,任何為供應或交換貨物或服務的貿易交易、分銷協議、海陸空貨物或旅客運輸等,并且將知識產權糾紛也納入其中,最后還規定了當事人雙方明確約定使得訴訟請求具有商事性的主觀條件。6

        為增加法律規則的明確性以及司法實踐的可操作性,可考慮對“商事性”的內涵和外延作出明確規定,具體可以采用“下定義加不完全列舉和兜底條款”的模式,填補法律規則的空缺。筆者認為,有必要在《國際商事法庭規定》中新增如下條文:“商事關系是指由于合同、侵權或者根據有關法律規定而產生的其他經濟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包括:(1)貨物買賣;(2)財產租賃;(3)工程承包、加工承攬、技術轉讓合同;(4)合資經營、合作經營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工業或商業合作;(5)自然資源勘探開發協議或特許權;(6)保險、信貸、代理、咨詢服務;(7)公司合并或收購協議;(8)民用航空、鐵路、公路的客貨運輸和所有權爭議;(9)可以認定為商事案件的其他情形,但不包括消費合同、雇傭合同。”

       。ǘ┮扑凸茌牂C制

        移送管轄是目前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受理案件的主要機制!秶H商事法庭規定》明確指出,其他各級人民法院可以將案件移送中國國際商事法庭。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作為一審法院審理的案件,以及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第一審國際商事案件,都可以移送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審理。這種移送管轄機制,是除直接受理案件外,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審理案件的重要補充機制。

        同樣采取嵌入式法庭模式的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也建立了類似的移送管轄機制。新加坡《最高法院法》第110號令規定,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有權審理根據第12條或第58條移交國際商事法庭的案件。7但同時,《最高法院法》第110號令還規定,除非所有當事方都同意移送管轄,否則無論是一方當事人提出申請還是法院主動要求,均不得將案件移交。8該規定對于移送管轄條件的要求甚至比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的相關規定更加嚴格,9這一較高門檻的設置是合理的,它的政策目標是確保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判決在其他締約國得到直接承認與執行。10

        目前,為規范移送管轄程序,應當對中國國際商事法庭中關于移送管轄的具體規則作出明確規定,確保司法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至少在不完全喪失靈活性的前提下,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說明在中國具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的相關標準,或者列舉可能被最高人民法院認定為適合由國際商事法庭進行審理的案件條件。同時,關于提級管轄的決定,還有必要征得當事人同意。雖然中國《民事訴訟法》對于移送管轄并不要求當事人同意,但是考慮到判決可能存在由外國法院進行承認與執行的問題,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相關規則有必要對此進行專門規定。況且,在目前國際商事法庭實行一審終審制的情況下,移送管轄存在剝奪當事人上訴權的隱憂,可能并不符合當事人的合理訴訟預期。

       。ㄈ﹨f議管轄機制

        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對當事人協議選擇國際商事法庭的協議管轄有所規定,但要求雙方當事人協議選擇由國際商事法庭管轄的案件,必須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稱《民事訴訟法》)第34條的規定,即在中國必須存在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并且標的額在3億元人民幣以上。實際聯系地原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管轄范圍。這種做法將與法院地不存在實際聯系的離岸訴訟案件(offshore case)排除在受理范圍之外,這與目前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存在一定差異。例如,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等國際商事法院(庭)在依據當事人的管轄協議行使管轄權時,都不要求爭議案件與法院地存在實際聯系。

        2004年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在最初設立時,只審理迪拜國際金融中心區域內部產生的案件,但該規定在2011年被修訂,開始允許境外當事人通過選擇法院協議向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提起訴訟。修訂后的迪拜國際金融中心2004年第12號法律規定,任何由當事人在爭議發生前或發生后書面同意向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一審法院提起的民商事訴訟,只要該約定是明確、清楚的,都可以被受理。11

        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在這方面顯示出更加開放和寬松的態度,體現出最純粹的“國際”商事法庭的特征。新加坡《最高法院法》第110號令對協議管轄權限范圍作出較為全面細致的規定,其中沒有關于實際聯系原則的限定,且該法令還強調指出,如果當事雙方之間有書面管轄協議,則法院不得僅以雙方之間的爭端與新加坡以外的國家有關為由,拒絕對一項訴訟行使管轄權。12

        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目前與中國一樣,要求其所管轄的案件與該國具有“實際聯系因素”。13但有學者曾向該機構郵件詢問,得到的答復是未來很可能會修改這一要求,以便受理沒有實際聯系因素的案件。14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是摒棄對實際聯系原則的要求。例如,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已經不禁止當事人選擇在與爭議無實際聯系的國家法院進行訴訟,只是允許各國對此提出保留。15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等國際商事法院(庭)放棄了實際聯系原則,此舉擴大了該國國際商事法庭的管轄權范圍,同時給予當事人更多的選擇自由,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體現了國際商事法庭的發展潮流。

        關于中國國際商事法庭應不應該放開“實際聯系”原則的限定,在目前尚未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的情況下,可考慮增加規定作為實際聯系點的情形,細化對于“實際聯系”定義的解釋。例如,在當事人通過意思自治選擇中國法作為合同準據法時,可以認為爭議與中國存在實際聯系。但從長遠看,有必要修改《民事訴訟法》第34條,刪去對于實際聯系原則的限定。首先,國際商事法院(庭)區別于國內普通法院(庭)的本質特征在于其國際性。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功能定位是解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商事糾紛,將管轄范圍限制在與中國有關的案件,并不契合這一目標和定位。進一步講,積極吸引與法院地無實際聯系的案件,是國際商事法庭發揮職能作用的重要體現。其次,從目前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和其他國際商事法院(庭)的現狀對比看,中國國際商事法庭面對的最大難題,并非案件數量超出負荷;趯Ψ蓚鹘y以及各種現實因素的考量,國際商事案件的當事人通常更加傾向于選擇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的國際商事法院(庭)提起訴訟。中國的當務之急應當是積極拓展案源,受理更多有國際影響力的案件,提升國際商事法庭的國際吸引力和競爭力。

        二、法官制度

        《國際商事法庭規定》對中國國際商事法庭法官的選任,提出了工作能力和工作經驗的要求,除此之外,法官的遴選還應當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稱《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以下稱《法官法》)的規定。由于《憲法》和《法官法》要求擔任法官必須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取得法律職業資格并由法院院長提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梢,目前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外籍法官的聘任還存在一定法律障礙。

        為解決外籍法官的聘任問題,新加坡專門對其憲法進行修訂,修改了其中關于國際法官的任免、資格、任期、薪酬、審理案件的類別等事項的規定,例如,規定總統可以接受總理對于國際法官的任命建議,任命一名首席大法官推薦的具有基礎資格條件、審判經驗和個人素養的人擔任最高法院的國際法官。16首席大法官可以根據各位國際法官的知識背景和體系按需分配案件,17保證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判決的每個案件都至少有一名國際法官。18國際法官聘期為3年,可以連續聘任,只在特定時期內審理某些特定案件,但享有與高等法院法官相同的職權與豁免。19目前,在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現任的42名法官中,有17名外籍法官,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等國家或地區,具有較廣泛的代表性。20

        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法律規定,在阿聯酋政府承認的任何司法管轄區擔任或曾擔任高級司法職務的人,該法庭將從阿聯酋承認的法域國家中的高級司法機構負責人中,或從有普通法系豐富商事經驗的律師或法官中選任國際法官。21通常來說,法官的任期不得超過三年,但可以連任。22目前在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的九名法官中,有六名外籍法官,分別來自馬來西亞、英國、澳大利亞三個國家。23

        根據《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規例及程序規則》的規定,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在某些情況下允許在某些領域具有專長的專家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參與案件審理,充當“法官”的角色,24這為外籍法官的選任提供了法律基礎。在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目前在任的15名法官中,有13名外籍法官,且大部分來自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25

        更有甚者,阿布扎比全球市場法院的八名法官全都是外籍法官,26這是與該轄區內的法律適用規則相匹配的,因為在阿聯酋隸屬大陸法系的背景下,阿布扎比金融中心區域內部卻完全采用英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外籍法官的聘任保障了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機制的順利運行。27

        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目前雖然設立了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制度,但專家委員會的職能僅限于調解、提供咨詢意見、提供域外法律等方面,與外籍法官制度相比存在較大的局限性。外籍法官的聘任是國際商事法庭獨特性、公正性和國際性的重要體現。來自世界各國的外籍法官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代表著不同的法律制度,具有更強的專業性,也更容易獲得當事人的信任,對于法庭工作效率的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不難看出,外籍法官的引入甚至有可能牽動法律適用規則和模式的革新。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法律適用的靈活性,在國際商事仲裁領域得到了顯著體現,仲裁庭在合適的情況下可以選擇商人習慣法等非國內規則進行審裁。國際商事法庭審判中的法律適用規則,固然不必如仲裁這樣激進,但也可以考慮進行適當的革新和發展。外籍法官的引入有助于在國際商事法庭審判中構建新型的“判例法制度”。隨著審理案件的增多與審判經驗的積累,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判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具有約束力的“先例”,由此更好地促進國際商事法庭裁判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增強制度吸引力。譬如,可以參考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的做法,讓國際商事法庭在通常情況下遵循該法庭先前作出的判決,除非具備強有力的理由才能夠背離,此時必須在判決中予以詳細、充分的說理與論證。目前,在國際商事法庭中引入外籍法官尚存在法律障礙,我們可以探索如何進一步發揮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及其委員的作用,適當擴展其制度職能,從而推進國際商事法庭充分與國際接軌,在國際上獲得更高的信任度和認可度,為中國的商事爭端解決注入新鮮血液與新的生命力。

        此外,隨著國際商事法庭的運作與發展,受理的案件也將與日俱增,中國國際商事法庭應當有其專屬的機構編制和穩定的人員配置。目前,中國第一、第二國際商事法庭分別加掛在第一、第六巡回法庭,沒有單獨的編制和人員。在崗法官均從其他法庭調配,兼任國際商事法庭法官,難以負荷較大的工作量。外籍法官的引入有助于形成專門的、穩定的審判力量,增強程序與制度的確定性,既有利于增強當事人的信任,吸引案源,同時又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國際商事法庭對適格法官的需求量,消化日后更多涌入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國際商事案件,成為國際商事法庭審判的重要力量。

        當前,在《憲法》和相關法律短期內難以修改的情況下,可以考慮聘請中國籍的非全職香港法官進行試點與探索。中國香港法官、律師的專業形象和業務能力,在國際社會得到廣泛認可。相對于外籍法官來說,中國籍非全職香港法官的優勢在于其具有中國國籍,且享有憲法規定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鑒此,從香港法官或資深律師中選任中國國際商事法庭法官的法律和制度障礙相對較小,只須對其任職條件、任職期限等問題作出具體規定即可。不過,從長遠看,引入外籍法官并且允許中英雙語審理案件,是提高國際商事法庭實質競爭力的合理選擇。

        三、審級制度

        根據《國際商事法庭規定》第1條的規定,國際商事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設審判機構!秶H商事法庭規定》第15條規定,國際商事法庭作出的判決、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據此,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屬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內設機構,實行一審終審制,即當事人對于國際商事法庭作出的判決、裁定,不能提起上訴,只能通過再審程序獲得司法救濟。

       。ㄒ唬┙⑸显V機制的必要性

        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實行一審終審制,這一制度安排,旨在加快審理速度,提高審判效率,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比較而言,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等國際商事法院(庭)都設置了相應的上訴機制。

        新加坡法院分為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和國家法院(state courts)兩個層級。其中,最高法院包括高等法院(high court)和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如果當事人對高等法院作出的判決不服,可以上訴至上訴法院。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是新加坡高等法院的一個分庭,對其作出的裁判不服,當事人可以通過上訴程序尋求救濟。

        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設立在阿聯酋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是一個獨立于普通法院體系的國際商事法院系統。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包括一審法院(court of first instance)和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一審案件由獨任法官審理,上訴案件必須由至少三名法官共同審理。修訂后的迪拜國際金融中心2004年第12號法律明確規定,上訴法院可以審理對一審法院判決、決定提起的上訴請求。28

        與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類似,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屬于獨立式國際商事法院,內部分為初審法庭(First Instance Circuit)和上訴法庭(Appeal Circuit)兩個審級。29根據《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規例及程序規則》的規定,初審法庭的判決通常是終審判決,但如果有充分理由認為其存在錯誤,存在導致司法不公的重大風險,則可以在經過法庭允許后提起上訴。30由此可見,對于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初審法庭作出的判決,如果滿足一定條件,當事人可以獲得上訴的機會。

        概言之,上訴機制有助于及時糾正初審錯誤,為爭端當事方提供適當的法律救濟,是當事人非常重視的一項重要程序機制。目前,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實行一審終審制,盡管當事人可以通過再審程序尋求司法救濟,但再審程序并非常規訴訟程序,其啟動門檻較高,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且頻繁提起再審并不符合司法程序的確定性和穩定性要求。從理論上講,一審終審制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對于國際商事糾紛,當事人通常更加關注裁判的公正性,對效率的追求通常讓位于對公正的追求。這意味著,通過再審程序維護司法公正,可能并非更優方案,且不利于維系裁判的穩定性。此外,國外當事人可能并不熟悉中國的再審制度,容易產生對司法程序的誤解乃至質疑,進而影響中國商事法庭的競爭力與吸引力。

        從國際司法實踐看,上訴程序是維護司法公正的基本制度安排,這一點已經形成國際共識。無論是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設立的上訴機構,還是歐盟國際投資法院組建的統一上訴機構,都體現出國際爭議解決機制對司法公平性和裁判穩定性的追求。一向以便捷高效著稱的商事仲裁制度,也開始表現出對上訴機制的關注。有學者通過調查發現,在2006年至2015年間,受訪對象支持設置上訴機構的增幅超過了150%,一裁終局制正面臨越來越多的質疑。31有鑒于此,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可考慮實行兩審終審制,建立內部上訴機制,賦予當事人提出上訴的權利。

       。ǘ┥显V機制的合理限定

        上訴機制,是基于公平公正解決糾紛的需要而專門設置的救濟和糾錯機制。與國內法律制度一樣,國際商事法院(庭)設置上訴機制,也要均衡考慮公正和效率等多元政策需求;趪H商事糾紛對便捷性與快速性的現實需要,為實現公正與效率的平衡,各國國際商事法院(庭)通常會對上訴機制設置合理的限定條件。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做法:

        一是對上訴事由進行專門限制。例如,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規定了不可上訴的事由,以及得到允許后才能上訴的事由。32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也明確規定,只有當有充分理由認為一審判決存在錯誤,將導致嚴重不公和重大風險時,才允許上訴。33

        二是將法庭同意作為準許上訴的條件。例如,《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規例及程序規則》規定,準許上訴的決定應該由包含三位法官的法庭作出,且法庭作出的不準許上訴的決定具有終局性。34

        三是要求當事人提供上訴擔保金。例如,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要求,上訴人提起上訴時,須向法院提交一筆兩萬新元的擔保金,存入法院指定賬戶。如果被申請人同時向上訴法院提起上訴請求,被申請人也應在提出申請時,向上訴法院提交一萬二千新元的擔保金。35

        四是允許當事人對上訴權利的具體行使進行約定。例如,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允許當事人書面放棄、限制或變更對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判決提起上訴的權利。如果雙方書面同意放棄、限制或更改對法院的任何判決或指令提起上訴的權利,則上訴請求只能在雙方約定的范圍內進行;如果雙方書面同意不得對法院的任何判決或命令提起上訴,則該判決或指令對雙方具有約束力,不得對該判決或指令提起上訴。36

        上述四種限制方法,對規范上訴機制的運行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可以結合國內民事訴訟程序,在建立內部上訴機制的基礎上,對上訴機制設定合理的限定條件。

        (三)審級制度的合理選擇

        有學者將國際現有的國際商事法院(庭)設置模式歸納為獨立式和嵌入式兩類。37所謂獨立式國際商事法院,是指在該國現存的法院系統之外,另設一套自成一體的國際商事法院體系,在該體系內部設置初審、上訴審、終審等審級劃分。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都屬于此列,它們都設立在一國特設的享有特殊法律地位的金融中心區內,這種獨立式國際商事法院更能適應金融中心區的發展需要。相比之下,嵌入式國際商事法庭,是指將國際商事法庭納入一國現存的普通法院系統之中,成為某一級普通法院的特殊內設機構,其審級也等同于其所在的普通法院的審級。中國和新加坡采用的都是這種嵌入式模式,因此,從比較法的角度看,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審級設置或許更值得中國借鑒。

        與其他同樣采取嵌入式法庭模式的國家相比,新加坡在國際商事法庭的審級設置上存在特殊的考量。在荷蘭,國際商事法庭的初審法庭和上訴法庭分別設在阿姆斯特丹地區法院和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38相比之下,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兩級法庭均隸屬于新加坡最高法院,這樣可以使國際商事法庭作出的判決具有更高的司法權威性,以便在現有制度安排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判決的國際可執行性,避免一些國家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下級法院判決的情況出現。39例如,根據英國《1920年司法行政令》第9條的規定,在英國以外的英聯邦領地上作出的判決,只有高級法院的判決才可以向英格蘭或北愛爾蘭高等法院及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申請登記并執行。40

        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可考慮參考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內部分級上訴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內部設立一個國際商事上訴法庭,專門作為國際商事法庭的上訴機構,由此既能保證裁決的司法權威性,又能保障當事人的上訴程序利益。

        四、結語

        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國,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機制的構建領域應當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設立,對于積極服務保障國家總體外交大局、樹立中國司法在國際上的公信力,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在國際化運行中面臨一定的困難和問題,因此,應當在合理借鑒域外經驗的基礎上,在管轄、法官和審級等重要領域,尋求具有本土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創新,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與吸引力,為國際商事爭議解決制度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在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改革過程中,對于可能突破現行法律制度的事項,如涉及《法官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的修改,可考慮在短期內探索靈活變通措施,但未來應當在積累審判經驗的基礎上,推動有關法律的修改完善,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國際商事法庭制度。

        注釋

        1參見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官方網站,http://cicc.court.gov.cn.forest.naihes.cn/html/1/218/180/index.html,2020年11月2日訪問。
        2(1)“國家驅動型”法院(庭)是依靠國家的政策性支持,為實現一定的經濟戰略目標而設立的一種“外發型”法院(庭)。從國際商事法院(庭)的起源和發展來看,現存的國際商事法院(庭)大致可分為商人驅動型和國家驅動型兩種。典型的商人驅動型法院(庭)如英國商事法院和法國商事法院,其誕生起源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事主體的需要,是一種“內生型”的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機制。參見何其生課題組:《當代國際商事法院的發展——兼與中國國際商事法庭比較》,《經貿法律評論》2019年第2期,第60-80頁。
        3(2)參見劉俊敏:《“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國際商事法庭的建設與完善》,《河北法學》2019年第8期,第48-58頁。
        4(1)See Singapore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Act, Rules of Court, Order 110, Article 1(2)(a).
        5(2)參見卜璐:《“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國際商事法庭的運行》,《求是學刊》2018年第5期,第91-99頁。
        6(1)See Singapore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Act, Rules of Court, Order 110, Article 1(2)(b).
        7(2)See Singapore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Act, Rules of Court, Order 110, Article 7(2)(a).
        8(3)See Singapore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Act, Rules of Court, Order 110, Article 12(3)(b).
        9(4)See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5.3.2,“However,where the chosen court has discretion as to whether to transfer a case, du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choice of the parties.”
        10(1)See Zhengxin Huo&Man Yip, Compa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of China with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4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920-921(2019).
        11(2)See Dubai Law No.12 of 2004:The Law of the Judicial Authority at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s amended, Article 5(A)(2).
        12(1)See Singapore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Act, Rules of Court, Order 110, Article 8(2).
        13(2)See QFC Law No.7 of 2005 as amended, Article 8(3)(C).
        14(3)參見蔡偉:《國際商事法庭:制度比較、規則沖突與構建路徑》,《環球法律評論》2018年第5期,第175-192頁。
        15(4)Se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s 3, 19, 20.
        16(1)Se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Amendment)Act 2014, Articles 8(a)(2)(c), 8(a)(5)(a), 8(a)(5)(b).
        17(2)See Man Yip,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efore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2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Ouarterly 447(2016).
        18(3)參見伍紅梅:《“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之構建》,《國家法官學院科研部會議論文集》(上)。
        19(4)Se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Practice Directions 2018, Section 23.
        20(5)參見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官方網站,http://h-s.www.sicc.gov.sg.forest.naihes.cn/about-the-sicc/judges,2020年11月2日訪問。
        21(6)See DIFC Law No.10 of 2004, Article 9(3).
        22(7)See DIFC Law No.10 of 2004, Article 9(1).
        23(8)參見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官方網站,http://h-s.www.dficcourts.ae.forest.naihes.cn/court-structure/judges/,2020年11月2日訪問。
        24(1)See Qatar Financial Centre Civil and Commercial Court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al Rules, Article 12.4.
        25(2)參見卡塔爾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官方網站,http://h-s.www.qicdrc.gov.qa.forest.naihes.cn/the-courts/overview,2020年11月2日訪問。
        26(3)參見阿布扎比全球市場法院官方網站,http://h-s.www.adgm.com.forest.naihes.cn/adgm-courts/judges,2020年11月2日訪問。
        27(4)參見阿布扎比全球市場法院官方網站,http://h-s.www.adgm.com.forest.naihes.cn/doing-business/adgm-court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2020年11月2日訪問。
        28(1)See Law No.12 of 2004 in Respect of the Judicial Authority at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as amended, Article 5(B)(1)(a).
        29(2)See McNair Chambers:The QFC Civil and Commercial Court:The Essentials,http://h-s.www.mcnairchambers.com.forest.naihes.cn/client/publications/2010/McNair_QFC_Court_Guide_Second_E dition_September_2010.pdf,visited on 2 November 2020.
        30(3)See Qatar Financial Center Civil and Commercial Court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al Rules, http://h-s.www.qicdrc.gov.qa.forest.naihes.cn/sites/default/files/s3/wysiwyg/qfc_civil_and_commercial_cou rt_regulations_date_of_issuance_15_december_2010_0.pdf,visited on 2 November 2020.
        31(1)參見熊晨:《“一帶一路”視野下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構建》,《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第88-97頁。
        32(2)參見熊晨:《“一帶一路”視野下中國國際商事法庭的構建》,《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第88-97頁。
        33(3)See Qatar Financial Center Civil and Commercial Court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al Rules, http://h-s.www.qicdrc.gov.qa.forest.naihes.cn/sites/default/files/s3/wysiwyg/qfc_civil_and_commercial_cou rt_regulations_date_of_issuance_15_december_2010_0.pdf, visited on
        34(4)See Qatar Financial Center Civil and Commercial Court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al Rules, http://h-s.www.qicdrc.gov.qa.forest.naihes.cn/sites/default/files/s3/wysiwyg/qfc_civil_and_commercial_cou rt_regulations_date_of_issuance_15_december_2010_0.pdf., visited on
        35(5)Se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Practice Directions, Article 36(6),36(6A).
        36(1)Se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Practice Directions, Article 139.
        37(2)參見卜璐:《“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國際商事法庭的運行》,《求是學刊》2018年第5期,第91-99頁。
        38(3)參見卜璐:《“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國際商事法庭的運行》,《求是學刊》2018年第5期,第91-99頁。
        39(4)See Report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Committee, para.17.
        40(1)Se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20, Section 9.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全面依法治國研究院 中國國際法學會 中國政法大學
      原文出處:黃進,劉靜坤,劉天舒.中國國際商事法庭制度改革探析[J].武大國際法評論,2020,4(0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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