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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求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異同:實證檢驗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 作者:雷建鋒
      發布于:2021-03-09 共32881字

        摘要: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是有關國家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質、發展趨勢、維護路徑、本國與之關系等問題的看法、立場和主張的總和,對國家對外行為有重要影響。作為一種抽象的國家觀念,它既可見于國家對外政策權威文件,也體現在一國有關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的對外行為中。通過中俄對外政策文件,考察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異同,并結合中俄有關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的外交行為,特別是兩國在安理會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視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這種互補性研究路徑結合文本解讀與對外行為分析,使二者彼此驗證,可彌補單一路徑之偏頗。中俄均主張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穩定,推動多極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軍備競賽和外空軍事化,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尊重公認的國際法準則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通過政治和外交途徑解決國際沖突,并非西方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中俄兩國在對多極化的理解、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歐亞地區秩序、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異。比較而言,中國之“言”(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聲明)與“行”(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之行為)更顯一致。

        關鍵詞:國際秩序; 國際政治安全秩序; 中俄關系; 聯合國體系;

        Views of China and Russia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Security Order: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LEI Jianfeng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Abstract:The 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o-security order is the aggregation of a country's positions, propositions and opinions about the na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means of mainte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o-security order, and how the order relates to the country itself. As an abstract concept that exerts a paramount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the 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o-security order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statements but also embodied in its actual behaviors while address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o-security issues. This article first compares the views of both China and Russia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o-security order in their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and then moves to the empirical side, that is, deciphering their view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o-security order through their voting choices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e combination of text analysis and action observation may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views of the two countries. By no means shall China and Russia be viewed as “revisionist countries” as both of them advocate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UN-cente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o-security ord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polarized order in a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safeguarding international fairness and justice, opposing arms races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outer space, as well as fighting against hege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differ in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multi-polarization, means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the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y have also demonstrated different degrees of respect for the UN-center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Comparatively speaking, China has displayed more consistency between its words(statemen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o-security order) and deeds(behaviors in maintaining that order).

        中俄關系是世界上極為重要的一組雙邊關系。一個高水平、強有力的中俄關系,不僅符合中俄雙方利益,也是維護國際戰略平衡與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保證。1政治安全合作是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之基。雖然中俄官方與學界常有“兩國在很多國際問題上立場相同或相似”的表述,然而由于歷史文化背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與主導價值觀念、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有別,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自然不盡相同。比較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分析其異同及其差異程度,對于化解兩國分歧,減少關系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強內生動力,擴大利益共同點和交匯點,深化中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在當前中美關系嚴重惡化之背景下,其價值更加凸顯。

        基于此,本文將對中俄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外交文件和外交行為進行分析,以求歸納出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及其異同之處。文章分為五部分:第一,說明本文研究問題與分析路徑。第二,闡析中俄聯合聲明,總結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及其相同、相似之處。第三,分析中俄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外交行為,歸納兩國不同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并檢驗第二部分文本解讀中得出的結論。第四,通過統計分析中俄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從近三十年中俄在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的投票,考察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并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歸納的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及其異同的結論進行比較,進一步提高結論的科學性。最后,得出對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總體性結論。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與分析路徑

        對中國學界而言,一方面,國際秩序是宏觀國際問題研究的主要領域;另一方面,中國學者亟須回應新時代中國與國際秩序的關系問題,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贏得話語權與合法性支持。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是國際秩序子秩序的研究內容之一,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則是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研究的關鍵范疇。然而,目前無論研究深度還是研究范圍,國內對此的相關研究尚顯不足,不能滿足理論和實踐需要。

        秩序反映了事物的組織與排列方式以及在一定組合規律下的結構和運行狀態。當事物的組合與排列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特征時,它們就是一種有秩序的存在。國際秩序是對國家間的組織方式和運行機制的描述。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認為,國際秩序是“對人類活動、國家行為所作的旨在維護人類社會合作、穩定與和平的一種合理安排”。2約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認為,國際秩序體現在確定和指導國家間相互作用的規則和安排中。當穩定的規則和安排經由協議、強加或其他的方法被確定下來后,發生在國家之間的戰爭和動蕩——無序——則會轉化為一種秩序。3秩序形成的基本問題是應對新近出現的權力失衡。4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看來,國際秩序的活力在于權力與合法性的動態平衡。“當這種平衡被打破,限制因之消失,國際秩序就得面對無盡的訴求和難以安撫的行為體,混亂則隨之而至,直至建立一個新秩序。”5

        筆者認為,國際秩序是一定歷史條件下大國基于實力對比,根據當時的利益關系制定,并得到絕大多數國家認可和遵從的管理國際社會所有(或幾乎所有)成員多領域具體事務的廣泛制度框架與行為安排。國際秩序是和平的國際治理和強制戰爭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減少了國際無政府社會的混亂和無序,使國家行為變得相對可以預期,從而使國際社會呈現一定的穩定性和連貫性。有秩序和無序是相對的概念,國際無政府社會雖然缺乏中央權威,但其中總是存在一定的秩序。

        國際秩序有不同的分類方式。按其所涉地理空間,可以分為全球國際秩序和地區國際秩序;按領域之別可分為國際政治秩序、國際安全秩序、國際經濟秩序等;按重要性差異則可分為基礎性秩序安排(fundamental arrangements)和常規秩序安排(routinized arrangements),前者包括主要行為體之間的權力分配,行為體之間的等級差異,約束行為體互動的規則,以及行為體在武力、外交、合作和沖突角色上的共同前提等;后者則包括諸如貿易、郵政和護照手續等。6政治安全秩序是基礎性秩序,是其他秩序的前提,因為“圍繞秩序的斗爭,首先趨向于主要國家如何最好地維護自己的安全。這是尋求穩定的和平”。7

        國際政治秩序是關于國際社會中國家權力分配以及在此基礎上各國扮演的角色和互動方式的一套系統性的原則。在國際政治秩序的基礎上,各國基于利益關系,形成了一系列防止沖突、維護安全、約束各國軍事行為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從而形成國際安全秩序。政治秩序與安全秩序的聯系遠比政治秩序與其他秩序聯系密切,有時很難區分這兩種秩序,因此本文將政治安全秩序放在一起考察。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就是幾種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是有關國家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質、發展趨勢、維護路徑以及本國與之關系等問題的立場、主張和觀點的總和。

        迄今為止,學界對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這一重要問題的深入考察尚付闕如。本文擬就此問題進行探索,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比較研究。本文將文本解讀與對外行為分析相結合,對兩國有關“言”“行”進行對比,考察中俄國際政治安全觀之異同。重要的對外政策文件、中俄領導人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論述是考察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重要依據。

        本文以中俄聯合聲明為解讀文本,探求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同”與“似”。這種研究設計出于以下考慮:第一,聯合聲明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政府、政黨在舉行會議或會談中,就共同關心的問題表明立場,或說明各方就雙邊或多邊問題所達成的協議以及各自享有的權利和義務而發表的聲明。中俄聯合聲明是兩國政府對雙邊關系以及有關國際問題立場和主張的對外宣示。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問題歷來是中俄聯合聲明之重點內容,如果從2019年上溯到1992年,會發現此特征漸次增強。因此,中俄聯合聲明完全可以作為解讀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文本。第二,為保證解讀文本的一致,應選擇一種連續的權威外交文件作為考察對象。中俄幾乎每年都發表聯合聲明,有些年份甚至發表兩則聲明,這些聯合聲明十分有利于保持分析文本的連續性和一致性,便于總結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第三,中俄聯合聲明是雙方共同立場的對外宣示,分析其中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內容,完全可以歸納出中俄國際政治安全觀的相同和相似之處。

        文本解讀的研究根據中俄有關國際政治安全之“言”,考察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及其相同和相似之處。這種文本解讀的研究方法是科學的。但是因為主客觀原因,以此得出的結論可能不夠準確:首先,中俄聯合聲明是兩國協調和妥協的產物,有時不能完全反映兩國對具體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的真實態度以及兩國對相關問題的分歧及其程度。其次,雙方對聯合聲明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關鍵措辭的解讀可能會有很大不同。最后,解讀者因為各種原因,對聯合聲明的解讀可能與兩國聲明的本意有所偏差。因此,單純對中俄聯合聲明解讀得出的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及其相同和相似之處的結論需要進一步檢驗。

        為彌補以上缺失,既需要豐富文本類別,也需要考察兩國有關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的行為表現。因此,本文將解讀俄羅斯領導人有關講話、冷戰后歷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國政府關于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的白皮書、中國領導人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論述以及《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并結合有關國際政治安全事件中兩國的立場和行為,比較分析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異”。通過將文本解讀法和對外政策分析結合起來,既察中俄之“言”,又觀兩國之“行”,考察兩國是否言行一致,以彌補前文單純文本解讀之不足。這部分的研究方法是或然性推理,不能完全保證結論的科學性。因為能反映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以上文件并不是連續的;中俄領導人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講話有隨機性,研究者也無法窮盡所有相關講話;僅憑幾個中俄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的表現概括出其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是典型的簡單枚舉推理。因此,本部分得出的結論還需進一步檢驗,以保證結論的科學性。

        為檢驗以上分析得出的結論,本文增加對中俄對外行為考察,主要基于對中俄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的統計分析。本文統計1992年以來聯合國安理會中、俄、美(統計美國相關投票以作參照)三國的棄權票、否決票數據,從有關中俄的外交行為中倒推其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這種研究設計基于以下考慮:第一,聯合國在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安理會被中俄視為唯一有權處理國際安全問題的權威機構,中俄均維護安理會權威;同時安理會投票主要解決政治安全問題。因此對中俄在安理會的棄權票和否決票的統計,完全可以看出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異同。第二,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數據權威、公開,可直接在聯合國官方網站獲取并進行統計分析。因為數據全面、準確,大大減少之前分析的主觀性和結論的或然性。

        通過以上層層遞進的方法,可以保證該研究的實證性質,提高結論的科學性;同時,科學地實現了概念操作化,將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這一抽象概念,轉化為可以檢測的觀察對象。

        二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同”

        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同”在兩國聯合聲明中彰明較著。首先,分析1992~2019年中俄聯合聲明發表的頻率、聲明中體現的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兩國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聯合聲明在所有聯合聲明中的比重以及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一致性的變化趨勢。其次,對中俄聯合聲明分階段解讀,分析關鍵詞出現頻率以說明中俄相同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1992~2019年,中俄共發表31則聯合聲明。解讀這些聯合聲明(參見圖1),會有以下發現:

        第一,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日益趨同,且趨同領域增多,該趨勢在21世紀初愈加明顯。1992~1999年,中俄共發表7則聯合聲明。除1993年和1995年外,其他年份均發表聯合聲明,1997年還發表了兩則聯合聲明,其中一則專門為建立國際新秩序而發。這一時期中俄聯合聲明發表頻率為0.88則/年。2000~2019年,中俄共發表23則聯合聲明,發表頻率為1.15則/年。這種情況說明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趨同明顯。

       

        圖1 中俄相同的國際政治安全觀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1992~2019年中俄聯合聲明整理而成。聯合聲明來源于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

        第二,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是中俄聯合聲明的重點內容,兩國還發表了多則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聯合聲明,8其中包括1997年《中俄關于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2000年《中俄關于反導問題的聯合聲明》、2005年《中俄關于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2008年《中俄關于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2010年《中俄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5周年聯合聲明》、2016年《中俄關于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2017年《中俄關于當前世界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和2019年《中俄關于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此類聯合聲明占其聯合聲明總數的23%。其他冠以“中俄聯合聲明”的聲明也以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為主。中俄眾多聯合聲明主要以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為指向,這也是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的真正內涵。

        第三,20世紀90年代,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在很多方面都很一致,但一致程度存在差異。雙方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9的發展趨勢——多極化,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方面極其一致;對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機構、原則、準則、防止核擴散和反對軍備競賽方面一致性很高;對于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及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重視程度則不如以上幾個方面;雙方在核武器的使用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地位問題上一致性最弱?偠灾,20世紀90年代中俄主要關注傳統安全問題,而且雙方在這些問題上有較高的一致性。

        比較1992~1999年和2000~2009年兩個時期的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發現有以下特點:第一,兩個時期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有很強的繼承性,并且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共同點絕大多數都延續到了2000~2009年。其不同之處包括兩方面:一是“不針對第三國”對外宣示頻率明顯減少,二是1992年后“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及不對無核國家和無核地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表述已經淡出了雙方聯合聲明。第二,雙方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涵蓋的領域增多,上海合作組織、八國集團和發展中國家對話機制、中俄印對話機制等成為新的關注點。第三,中俄關于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表述更傾向原則和理念建設,減少了對具體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的立場和觀點表達。

        與2000~2009年相比,2010~2019年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中的共同點以及對這些共同點的強調,仍有著極高的繼承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不針對第三國”的表述從聯合聲明中消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未出現。如果考慮2000~2009年該字樣出現頻率明顯低于1992~1999年的趨勢后,這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繼承關系——繼承了上一個階段對此問題的淡化趨勢。第二,中俄2010~2019年沿襲了2000~2009年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表述,注重原則、準則、理念宣示和建構,更加淡化了針對具體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的立場表達。第三,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中關注的問題繼續拓展,并達成新的一致。

        綜觀三個時期的中俄聯合聲明,可以得出有關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以下結論:第一,中俄均希望建立以聯合國及以安理會為核心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多極化是該秩序的未來發展趨勢,兩國力促其更加公正合理,這是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中最大的共同點。第二,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對應對傳統安全威脅的觀點一致性很高,并且隨著安全威脅的增多不斷拓展安全合作領域,并保持一致。第三,近三十年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中的繼承性非常明顯,兩國的共同點遠大于分歧。第四,在中俄關于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主張中,針對專門具體政治安全問題的表述日益減少,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念、文化、原則和準則的宣示和建構內容逐步增多,這意味著中俄在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日益自信。

        然而,我們應對以上單純源自對雙方聯合聲明的解讀得出的結論保持警惕。原因在于:其一,聯合聲明中的中俄對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的有關表述是兩國協調立場,甚至互相妥協的產物,是兩國在有關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的“最大公約數”,不能完全反映某一方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真實態度和觀點。其二,聯合聲明的國際法效力遠低于國際條約,所以中俄兩國對聯合聲明中有關概念的具體含義有不完全相同的解讀。其三,那些在聯合聲明中出現頻率低的有關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觀點可能正好是兩國存在分歧的地方。以上的結論只是文本解讀后得出的初步結論,需要繼續觀其“言”,察其“行”,兩者結合考察來檢驗和校正。

        三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異”

        為彌補單純解讀中俄聯合聲明概括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不足,防止因文本單一導致的觀點偏頗,本部分分析了新文本——中俄對外政策文件和領導人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論述,并概括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異”,從而歸納出中俄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有以下不同。

       。ㄒ唬⿲S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路徑偏好有別

        俄羅斯始終自視為全球性大國,是國際政治中的“獨立一極”,習慣以軍事手段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輔之以政治外交路徑。核武器是其大國地位的象征以及實現其理想的全球和地區政治安全秩序的重要依靠。中國則更重視通過政治外交途徑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也不將核武器作為實現政治安全目標的主要依據。

        俄羅斯核戰略之首要關切不是人類生存,而是如何保持其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因為核武庫是俄與美平起平坐的一個領域,是俄羅斯維持其全球大國地位的有力保障。10俄獨立初期,繼承了勃列日涅夫1982年提出并一直沿襲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則。11 1992年,葉利欽首次訪華時發表的《中俄聯合聲明》表示,“雙方重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及不對無核國家和無核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12然而1993年《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基本原則》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并加強俄核威懾力度。1997年《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表示,“若有武裝侵略造成對其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實際存在之威脅,俄羅斯保留使用其掌握的一切力量和系統,包括核武器的權利”。13比較而言,《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基本原則》規定的俄使用核武器的條件非常具體,就是防止非擁核國家與擁核國家以軍事同盟或軍事合作形式侵略俄羅斯。按此邏輯,非擁核國家對俄羅斯單獨進行的軍事行動自然不在俄羅斯核報復之列?墒窃凇抖砹_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中對俄羅斯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實際存在之威脅未作出明確界定,事實上非擁核國家與俄有軍事沖突時也可能會受到后者的核報復,俄試圖利用對使用核武器條件的模糊化處理增加戰略威懾力。因此《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與《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基本原則》相比,降低了俄使用核武器的限制條件。

        2000年《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以下簡稱《軍事學說》)除重申俄將保留使用核武器回應對其和(或)盟國使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行為,還將以核武器應對“在關乎俄羅斯生死攸關的安全局勢中使用常規武器的大規模侵略”。14俄2010年發表的《軍事學說》重申,“俄羅斯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權利,以回應對其和(或)其盟國使用核武器、其他類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常規武器而威脅到俄羅斯國家生存的侵略”。15因為2000年和2010年的《軍事學說》并沒有對“對俄羅斯聯邦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局勢”和“威脅到俄羅斯國家生存”作出明確定義,對俄羅斯能夠使用核武器構成條件的判斷留有極大彈性,從而增加了俄羅斯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此,2010年的《軍事學說》允許在俄國家安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使用核武器,這一改變也降低了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門檻。16俄2014年版《軍事學說》中有關核武器的表述與2010年版精神相似?傊,俄羅斯政府頻繁表示,俄將用核武器應對侵略并對使用條件不作具體規定,這是近年來俄羅斯增強核威懾的主要途徑。

        克里米亞危機后,俄美關系持續惡化,美國加大了對俄羅斯的軍事壓力。與此同時,俄羅斯與北約在常規武器方面的差距日益加大。2020年6月2日,普京批準了《俄羅斯聯邦核威懾國家政策的基本原則》。該戰略規劃文件內容包括:俄官方對核威懾本質的看法、以核威懾消除軍事風險和威脅、核威懾的原則以及俄使用核武器的條件,認為俄核威懾政策本質上是防御性的,但是進一步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門檻。17

        如此看來,只要俄認為對其和(或)其盟國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時候,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俄將維護全球戰略穩定列為其核戰略追求的目標和努力實現的任務。從俄羅斯的核政策可以看出,對于武力與外交的關系,俄美本質上并無二致。“在一個‘主權’國家的社會里,一個國家只有最后甘愿使用武力,才能支持它對正義的見解,或者維護其‘重大的利益’。”“……因為如果事實上訴諸武力不可能,外交也可能失去效力。”18基辛格核威懾理論的要義就是要確保對手相信美國核力量非常強大,并且要不厭其煩地向對手表明美國有決心使用核力量,以此才能實現外交目標。從俄羅斯核政策的演變可見,俄美核政策的邏輯基本一致。

        然而,中國未將核威懾作為塑造對本國有利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極少使用軍事力量解決與其他國家間的矛盾與沖突,塑造于己有利的政治安全環境,更傾向以政治與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國際沖突。

        中俄核戰略差別明顯。中國視核武器為政治工具而非軍事武器。中國認為,核武器既不能用于戰場上贏得戰爭,也不能用于軍備競賽,開發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國對中國使用核武器。19 1964年10月16日,中國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發表聲明,鄭重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進行核試驗和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中國掌握核武器完全是為了防御,為了保衛中國人民免受美國的核威脅。20同時,中國建議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問題。作為第一步,各國首腦會議應當達成協議,即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和很快可能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承擔義務,保證不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區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21

        擁有核能力以來,中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歷經諸多至關重要的變化,但這并未對其核政策產生顯著影響。除了一些微妙而緩慢的調整,中國核政策總體穩定。對比國防白皮書的相關內容和中國首次核試驗后的政府聲明可以發現,中國核政策的核心要素并沒有明顯調整。22中國“主張核武器國家應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曾多次建議核國家談判締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國際條約”。23 1994年,中國正式向美、俄、英、法等國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條約》草案,并建議五個核國家盡早在北京就此進行首輪磋商。1995年,中國再次重申無條件向所有無核國家提供“消極安全保證”,并承諾向這些國家提供“積極安全保證”。24 2019年,中國國防白皮書重申,中國始終奉行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主張最終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不會與任何國家進行核軍備競賽,始終把自身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國堅持自衛防御核戰略,目的是遏制他國對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確保國家戰略安全。25

        中國前后一致的核政策不僅見諸官方聲明和白皮書,而且體現在中國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之下仍不忘初心,堅持早先核政策的實際行動中。進入21世紀,中國綜合國力顯著提升,被美國定位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很快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國進行遏制,試圖抵消中國在亞太地區迅速增長的國際影響。特朗普執政后,更加大了對中國的遏制力度。美國2017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中國試圖取代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地位,擴大其國家驅動的經濟模式的影響范圍,并對該地區進行有利于自己的重新排序。26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在其研究報告中表示,俄是“流氓”國家,而非同儕對手;中國是同儕對手,而非“流氓”國家。該報告還認為,中俄雙方都希望看到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領導地位減弱,而只有中國真心希望繼承這一角色。中國“威脅”更大,更需認真對待。27在此背景下,美國加強與日韓的軍事聯系,利用印度與中國、越南與中國的領土糾紛,對印度和越南進行慫恿和支持,惡化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更有甚者,美國日益突破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發展與臺灣當局的關系,為“臺獨”勢力撐腰打氣,加劇了海峽兩岸軍事沖突的風險。在中美嚴重軍事對抗的同時,印度也在中印邊境地區搞軍事摩擦,進行軍事挑釁。然而,從2010年開始,中國周邊安全環境雖然不斷惡化,特別是在特朗普上臺以來對華挑釁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中國依然沒有改變核戰略與核政策。

        綜上可見,中俄均無力、也不謀求單方面的核優勢,其核政策是防御性的。但是中俄對核武器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作用的認識有所不同:中國認為核武器是政治性工具,堅持小而精原則,保持能維護國家安全的最低限度的核力量,不搞核軍備競賽。中國沒有盟友,也不需要用核武器保護盟友。中國采取自衛防御性核戰略,后發制人,其目的是懾止他國對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中國的核政策與核戰略是一貫的,自掌握核技術以來幾十年未變。中國始終承諾,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

        中俄核政策不同,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門檻較低,不承諾對無核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核武器,也不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一方面,由于俄受經濟實力影響,常規武器比美國和北約國家相差甚遠,不得不用核武器彌補常規武器的不足;另一方面,俄希望以核武器鞏固有利于自身的地區政治安全秩序和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然而因為常規武器不足,又要為盟友提供安全保護,而常規武器實力未逮,只能倚重核武器。同時,俄羅斯努力實現核力量與美國的均勢,維持雙方戰略穩定。雖然大多數情況下美俄實力并不絕對均衡,但是一直維持相對均衡狀態。核武器是俄羅斯在地區和全球政治安全秩序中獲得發言權和保持大國地位的重要杠桿。此外,俄羅斯核政策受外部環境影響變化更大。

       。ǘ⿲“勢力范圍”以主導地區政治安全秩序的立場不同

        中俄均主張維護聯合國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兩國對《聯合國憲章》、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聯合國安理會在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核心作用的尊重、擁護和支持的程度有別。事實上,俄公開聲明很多只是表面的,傳達的信息有誤導性,并不能反映俄真實目的。如果對比中俄對“勢力范圍”的不同態度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國際關系領域的“勢力范圍”是一個空間區域概念,指特定國家或國際組織對特定空間區域一定程度排他性的文化、經濟、軍事或政治控制和支配。28俄一直視原蘇聯區域為其勢力范圍。1991年12月簽署的《別洛韋日協定》在肢解蘇聯的同時,卻發起了建立遠超正常國家間關系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倡議。該協定第7條最能體現獨聯體國家的特殊關系:“它們在平等基礎上以聯合體共同協調機構開展聯合活動,范圍包括:協調它們的外交政策活動;在形成和發展共同經濟空間、共同的歐洲和歐亞市場、海關政策等領域開展合作;合作發展通訊和運輸系統;在保護環境方面進行合作,參與建立全面的環境保護國際體系;與移徙政策有關的問題;打擊有組織犯罪。”29可見蘇聯解體前俄羅斯就為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預作謀劃,希望成為獨聯體的“盟主”。

        1993年簽署的《獨立國家聯合體憲章》(以下簡稱《憲章》)是處理獨聯體國家間關系的主要文件,也是維持后蘇聯空間秩序的基礎文件之一。30該文件內容表明獨聯體是一個具有極強超國家特性的國際組織。此特點在軍事和安全領域表現尤為突出!稇椪隆返谌糠“集體安全與軍事政治合作”與第四部分“防止沖突和爭端解決”,專門為維持獨聯體政治安全秩序作出規定!稇椪隆逢P于集體安全與軍事政治合作的條款共五條,體現了各國緊密的軍事安全合作關系。最能體現該性質的第12條,規定了成員國共同出動武裝力量,集體保護彼此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義務!稇椪隆肥仟毬擉w政治安全秩序的國際法基礎,也是俄視獨聯體地區為其勢力范圍的法理依據之一!稇椪隆肥呛w成員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合作框架,政治安全合作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集體安全條約》則完全是一個軍事同盟條約。該條約規劃了獨聯體的政治安全秩序,以此條約為基礎成立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則為軍事同盟!都w安全條約》共有11條,核心條款為第1到第5條,規定了成員國軍事合作的義務與方式,其中最能體現此組織軍事同盟性質的第4條規定了成員國集體保證彼此安全的軍事義務。2016年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明確表示,希望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發展為歐亞安全支柱,成為歐亞地區政治安全秩序之基石。

        獨聯體國家一直是俄外交重點和優先地區,俄羅斯也自視為獨聯體的當然“盟主”。葉利欽2000年卸任總統不久,在家宴請其他獨聯體國家元首和已經履行總統職務的普京,希望元首們推舉普京為獨聯體主席。葉利欽的自傳中寫道:“他們知道,普京出現在這里絕非偶然。我不能直截了當地向各位總統推舉普京擔任獨聯體的主席,但是,他們對我的意圖已經心領神會。第二天,普京就被推舉為獨聯體的首腦。”31看來俄羅斯頗有“盟主”權威。普京更直接表明了俄在獨聯體的“盟主”地位:“應該坦率地說,我們把獨聯體地區看作戰略利益范圍。”32美歐認為冷戰結束時俄與它們已經達成共識,承認所有歐洲國家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包括承認各國有選擇自己外交政策方向的權利。而俄認為它有權維護在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中的勢力范圍,這些國家也不應加入西方主導的、被俄視作其安全威脅的任何組織。33在今天的歐洲,歐盟是主導性的政治機制,北約是首要的安全機構,大西洋共同體的價值觀是主流的意識形態。導致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問題是結構性的——雙方對于后冷戰時期世界秩序的認知,以及俄在其中地位的理解——不能兼容。34烏克蘭危機的實質是勢力范圍之爭,美歐欲將烏納入其勢力范圍,俄則視烏為其禁臠。因此,在處理與這些國家關系時,很難做到不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格魯吉亞戰爭、烏克蘭危機就是美歐與俄羅斯在格、烏內政斗爭中矛盾最尖銳的爆發形式。

        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擴大影響的方式不同。中國的國際安全秩序觀里完全沒有“勢力范圍”的概念,中國領導人也多次宣布,中國不謀求任何勢力范圍,即使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也依然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指出:“中國將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無論自身如何發展,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范圍。”35 2018年,習近平再次重申:“無論中國發展到什么程度,我們都不會威脅誰,都不會顛覆現行國際體系,都不會謀求建立勢力范圍。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36 2019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再次向世界莊嚴承諾,“無論將來發展到哪一步,中國都不會威脅誰,都不會謀求建立勢力范圍”。37

        中國不謀求勢力范圍不僅體現在外交言辭中,更體現在中國以實際行動踐行其國際承諾的外交行為中。首先,冷戰后,中國從未與他國結盟以反對另一個國家。即使中俄關系發展到了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階段,兩國關系仍是“結伴不結盟”性質,如前文文本分析所見,中俄還多次在聯合聲明中強調“不針對第三國”。而結盟關系是以有明確的針對國為條件的。其次,中國沒有嘗試建立以本國為中心的排他性的國際組織。雖然上海合作組織是發端于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國際組織,但其宗旨為,加強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睦鄰友好;鼓勵成員國在政治、經貿、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旅游、環保及其他領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維護和保障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推動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它對內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對外奉行不結盟、不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及開放原則。38因此,中國不謀求建立地區主導權,不謀求以國際組織控制別的國家,聯合一些國家,反對另外一些國家。最后,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這是一個開放性倡議,中國歡迎一切國家參與其中,共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與歐盟、歐亞經濟聯盟這樣的排他性國際組織完全不同。中國倡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是一種開放型國際金融機構。

        總之,在全球政治安全秩序構建中,中國不想成為冷戰期間充滿對抗性的一“極”,而是希望世界各主要力量能夠基于《聯合國憲章》和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及國際關系準則,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因此在地區政治安全秩序構建中,中國亦不謀求地區支配權,不將本國經濟實力和地緣經濟優勢轉化為有利于本國的地區政治安全秩序的主導權。

       。ㄈ⿲σ月摵蠂鵀楹诵牡膰H政治安全秩序的尊重和支持力度不同

        中俄聯合聲明中多次承諾尊重聯合國的權威以及安理會在處理國際安全問題上的核心作用。然而,從兩國實際外交活動中可以看出,兩國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及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尊重和支持程度存在差異,對其支持力度不同。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權威的尊重,首先應體現在其發揮表率作用,言行一致,不以戰爭手段解決與其他國家的分歧與沖突上。因為聯合國成立以后,在國際社會第一次宣布戰爭為非法行為。

        但是在具體的對外實踐中,除重視核武器對其世界性大國的支撐作用外,俄羅斯更偏好使用軍事手段構筑有利于自身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無論是科索沃危機中俄空降兵搶占在南聯盟的普里什蒂納機場、格魯吉亞危機中俄軍對格軍隊的迅速軍事反應,還是俄支持烏克蘭東部分離勢力、兼并克里米亞抑或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都是俄使用軍事力量塑造有利于自己地區政治安全秩序的行動。俄美之間在全球戰略穩定領域的博弈,最終結果是雙方在保持戰略遏制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各自可以放手實施自己的地區戰略或策略,烏克蘭危機和敘利亞沖突最明顯地體現了這種特點。俄美之間在獨聯體地區的博弈,對歐亞地緣政治形勢的影響將是長遠和深刻的,對歐亞地區各國社會政治進程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將是顯著的。39

        無論是原蘇聯地區和周邊地區,還是在俄羅斯認為有重要戰略利益的拉美地區,俄羅斯都敢于使用軍事手段,維護本國利益。2018年12月,為了支持馬杜羅政府,俄羅斯派兩架圖-160戰略轟炸機飛抵委內瑞拉。2019年3月,俄羅斯向委內瑞拉派出了兩架飛機,其中一架安-124重型運輸機卸下了大批軍用物資,同時還有約100名俄軍人員也隨機抵達委內瑞拉。40

        中國與周邊國家解決邊界問題,則主要通過外交手段維護地區安全秩序。在東北亞地區,中國一直堅持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半島的和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在朝鮮核問題上,中國一直發揮建設性作用,一直希望通過六方會談解決朝鮮核問題。

        在中亞地區,蘇聯解體后,中國很快于1992年1月與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三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同年10月,中國與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四國組成的代表團以“五國兩方”的獨特邊界談判模式舉行邊界談判。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簽署了《關于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和《關于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此后的元首會晤輪流在各國舉行。這就是“上海五國機制”。1999年8月,中國與哈、塔、吉三國的邊界問題就已全部解決。

        2001年,在“上海五國機制”的基礎上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F在上海合作組織已經發展為有8個成員國、4個觀察員國、6個對話伙伴國,在全球與地區政治安全秩序中發揮重要影響的國際組織。就中俄關系而言,兩國通過談判,實現了從中蘇關系向中俄關系的順利過渡,2001年7月16日,中俄兩國在莫斯科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這是繼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后,兩國簽署的又一個確定雙邊關系性質的條約。此后,兩國領導人恪守《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通過對話解決雙邊分歧,深化合作。

        在東南亞地區,1999年12月,中國與越南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截至2020年,中國已經與12個陸上鄰國解決了邊界問題。為促進南海問題的妥善解決,中國與東盟國家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為解決中印邊境問題,中國與印度于1993年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1996年11月又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冷戰后,中國從未以軍事手段塑造和構建有利于本國的地區政治安全秩序,相反,向存在邊界糾紛的國家多次呼吁通過對話妥善解決雙方分歧。面對2017年的洞朗事件和當前美國與印度的挑釁,中國保持了最大的軍事克制,沒有采取激化矛盾、加劇地區安全環境惡化的行動。中國的克制行動充分證明了中國對《聯合國憲章》與公認的國際法準則的維護和尊重。

        中俄對聯合國支持力度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對聯合國安理會維護和平與安全活動的實際支持上。在安全問題上,中國以實際行動支持聯合國在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中發揮的作用,維護安理會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的核心地位,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2020年9月11日,中國政府發布的《中國關于聯合國成立75周年立場文件》指出,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上,宣布了支持聯合國事業的一系列重大倡議和舉措,目前均已落實。中國8 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和300人規模常備維和警隊在聯合國完成注冊,已有6支維和待命分隊晉升為三級待命部隊。中國已成為聯合國維和待命部隊中數量最多、分隊種類最齊全的國家。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開展了八十多個項目,使用資金規模6 770萬美元,為聯合國維和、反恐、能源、農業、基建、衛生、教育等領域工作提供支持。41在這方面,俄羅斯無論是財力、物力還是人力方面的投入均不能與中國相比。

       。ㄋ模⿲γ勒J知與角色定位的一致性和連貫性程度有別

        后冷戰時代,美國實力獨步天下,如何認識美國以及怎樣發展與美國的關系,成為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主要內容。俄羅斯的國際安全秩序觀經歷了從加入西方國家集團,甚至曾想與美結盟,到聯合新興市場國家及其傳統外交伙伴,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過程。而冷戰結束后的近三十年里,中國對美國的角色認知以及對美政策前后相對連貫一致,較少大起大落。

        俄獨立初期視美為合作伙伴而非安全威脅,熱切希望俄美合作建立新國際政治安全秩序。1993年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下稱《構想》)表示,“由于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分量,在可預見的未來,俄美關系仍將是俄外交政策首要優先事項”,“根據我們在軍事、政治、金融和經濟領域的協議,俄羅斯將促進與美國關系的穩定發展,以實現戰略伙伴關系,并最終結成聯盟”。42雖然1994年的《中俄聯合聲明》表示,中俄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推動建立穩定、公正與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43其后的中俄聯合聲明也多次出現關于多極化與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論述,但是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外交以西方特別以美國為中心,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外交的繼續(1993年《構想》明確指出這一點)。雖然1990年兩德統一前夕,美國和聯邦德國均對蘇聯承諾北約不會東擴,44然而事實上北約東擴不斷,但是俄仍對美國心存幻想。當北約不顧俄反對,發動科索沃戰爭以肢解南聯盟,并嚴重擠壓俄戰略空間時,葉利欽依然派切爾諾梅爾金赴南聯盟給米洛舍維奇施壓,迫使后者接受西方的條件。

        普京執政初期也有意與美結盟,認為俄美相互信任的伙伴關系不僅有益于兩國人民,還會對整個國際關系體系產生積極影響,這無疑是俄優先考慮的方面之一。45俄一些高級官員認為,盡管普京不確定俄是否真會加入北約,但他在執政初期的確認真探究了俄有無可能加入的問題。46九一一事件后,俄大力支持美反恐,使兩國表面的蜜月關系從2001年9月持續到了2002年5月,這一時期北約就東擴問題對俄有所安撫,此后雙方則齟齬不斷。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可視為俄對美認知的根本轉變。他認為單極世界既難以讓世界接受,也不現實;既無用處,也缺乏精神道德基礎。47烏克蘭危機和敘利亞危機后,美與其盟友對俄連年制裁,普京對美國的評價更加負面:“美國作為自封的贏家,完全只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它就像一個突然得到一大筆財產的暴發戶,不計損失地統治世界。”48俄羅斯對美認知的根本轉變隨之而來的是在安全問題上對美針鋒相對的回應。當前,俄羅斯大力開發高精尖武器。2018年3月,普京在國情咨文中明確表示,“俄羅斯建立的最新戰略武器系統是為了應對美國單方面撤出反導防御條約”,是“除了抗議和警告之外的反擊”。49

        在當前情勢下,俄羅斯認為美國是當今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最大破壞者。近年來,俄政要對美國國際角色的評論與葉利欽時代對美國的角色定位可謂天壤之別。2012年2月27日,普京表示,美國和北約行為的某些方面不符合現代發展的邏輯,而是基于集團思維的定型觀念。它們在俄邊界的一系列軍事行為既破壞俄安全,也危害世界穩定。50俄外長拉夫羅夫也批評美國對國際法與安理會決議權威的漠視:“國際法與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普遍的公約。西方國家希望用自己的‘規則’代替它們。”51俄國際政治安全觀中對美定位變化甚大。無論是葉利欽還是普京都有意欲發展好俄美關系,希望后者承認其勢力范圍、民主制度和經濟制度。然而,結構性矛盾決定了俄美關系波折不斷,俄對美角色定位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希望與美結盟,轉變為視美為首要安全威脅。

        相比而言,中國對美國的政策以及對美國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角色定位變化不大。首先,中國雖根據自身需要進行改革,但是始終堅持自己的政治制度、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道路,并未迎合美國及西方集團。中國在處理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始終根據事情的是非曲直、《聯合國憲章》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而不是將能否與西方利益一致作為本國處理國際問題的是非標準和政策基礎。追求對外政策的道德權威,主持國際公平正義,在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價值追求。無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相對落后時期,還是在21世紀初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均敢于發出自己主持國際正義的呼聲?扑魑謶馉、伊拉克戰爭、格魯吉亞戰爭、烏克蘭危機和敘利亞危機,中國均依據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不僅是本國利益,更不奉西方立場和標準為對外行為的指南。這一特點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相對弱小的情況下體現得更為明顯(可參見后文中俄安理會投票)。

        其次,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國堅持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從未希望加入西方集團,成為美國的盟友,以及美國治下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主導國家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力發展與美國及整個西方國家的關系,并從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合作中獲得經濟成長。中國基本上加入了所有主權國家間的重要國際組織。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依然重申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8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式作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國際戰略為全黨所公認。52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對中國獨立自主外交作了精煉概括:“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的權利。任何國家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53冷戰后,獨立自主意味著中國同時發展與美俄兩個國家的關系,不聯合一方反對另一方,也不會因為要推動中俄關系的發展放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損害本國利益。中國在國際上沒有特殊利益(例如勢力范圍)需要得到美國承認以提高國際合法性,既不會為維持大國地位和國際威望而迎合美國,也不希望與美國合謀,更不會一方面反對霸權主義,同時卻謀取霸權。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方面有了中美“兩國集團”的提法,但中國不贊成這一提法。第一,中國現代化道路漫長。第二,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第三,中國主張世界上的事情應該由各國共同決定,不能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54同時,隨著實力提升,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到中美關系對中國實現本國利益、對建立更加合理的國際秩序的重大意義,盡力促進中美關系持續穩定發展。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美時表示,“努力把兩國合作伙伴關系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55 2013年,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美舉行的非正式會晤中又概括了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一是不沖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56從中國領導人對中美關系的性質與未來發展的希望可以看出,中國對自身實力、中美實力差距、中美關系性質、中美關系的國際影響有清醒的認識,對中美關系未來發展也有務實的認識,對自身國際角色沒有超出本國實力的定位,也沒有對中美關系未來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現實與期待比較符合,因此兩國關系的大起大落較少,這體現在中國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中,即對美國和中美關系的評價前后比較一致,中國的政策也比較連貫。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中國一直有自己的理論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有依靠本國人民的辛勤探索與實踐,才能建設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更不能盲從美國開出的“藥方”,自然不會在美國后面亦步亦趨,喪失大國外交應有的獨立自主品質。中國外交政策始終是建立在中國自身實力的基點之上,不指望依靠美國的默許或支持,取得虛幻的大國地位。因此,科索沃戰爭中中國敢于主持國際正義,在與美國發展關系中,堅決維護本國利益。中國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體現了中國從客觀世界的現實出發,從自己的國際地位出發。

        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中國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賴程度很深,無論是地區還是全球,傳統安全還是非傳統安全,中美需要合作的方面日益增多,這為中美關系發展起到了減震器作用。與俄羅斯相比,這一點就非常明顯。俄美在安全合作之外共同利益很少,雙方經濟聯系非常薄弱,在美國只有有限支持者主張與俄羅斯建立更有彈性的外交關系。在這方面俄羅斯與中國相比,差異令人吃驚。57這是冷戰后俄美關系幾次重啟而終歸失敗的客觀原因,也是俄羅斯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上對美國角色定位出現大幅度變化的部分原因。因為除了安全合作之外,俄美的相互依賴比中美相互依賴少得多。這也是俄領導人敢于對美“強硬”的條件。從這一點看,中國國際政治安全觀及秩序觀,雖經歷調整和變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其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美國角色的認知卻呈現了較強的連續性。

       。ㄎ澹⿲嫿▏H政治安全秩序的依靠力量認識不同

        發展中國家是一個龐大的國家群體,包括160個國家和地區,分布于亞非拉廣大區域,它們與中國有許多共同點:面對強權政治、霸權主義,有著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觀;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主張國際關系民主化,發展模式多樣化;反對強國干涉本國事務,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中國與這個群體有著許多共同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它們是中國的重要戰略依托。58 1974年,鄧小平同志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時聲明:“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于第三世界。”59 1982年,鄧小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指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以及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是中國外交的三個要點。60中國認為,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安全既需要大國之間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大國關系,更需要聯合發展中國家共同推動,只有這樣國際社會才不會重蹈以往大國政治的覆轍。“在促進世界多極化方面,發展中國家也被看作是中國的天然同盟軍,中國認為自己的立場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是一致的”。61因此,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是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平等關系,而非軍事同盟關系中的等級性國家關系。

        中國始終將發展中國家視作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可團結的力量,也希望該秩序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體現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是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合法性的基礎。中國與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地位相同、處境相近,有諸多共同利益,所以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中國外交的重要方面。中國認為發展中國家是其外交基礎,將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置于其總體外交的“出發點”或“基本立足點”的位置。歷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內容均可證明這一點。62因此,中國始終支持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參與解決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的權利。中國主張,聯合國“改革應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特別是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加強國際合作等,應最大限度地滿足所有會員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關切。”63安理會是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穩定的權威機構,中國主張其改革應“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代表性。發展中國家已占聯合國會員國總數的2/3以上,但在安理會的代表性嚴重不足。這個狀況必須糾正。應讓更多國家,特別是中小國家有更多機會輪流進入安理會,參與其決策。”64中國政府在多邊國際場合為發展中國家參與構建新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發聲,為它們不受歧視地參與維護世界和平活動創造條件。

        除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邊關系外,中國還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多邊組織的聯系與合作。如從1992年中國政府以觀察員代表團身份參加第10次不結盟國家政府首腦雅加達會議開始,中國以不結盟運動觀察員國身份派團出席了隨后的歷屆不結盟國家運動首腦會議及不結盟國家運動協調局部長級會議,并同不結盟國家在聯合國保持著經常磋商與合作。中國支持七十七國集團的正義主張和合理要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特邀”或“應邀”客人身份出席該集團部分會議。1991年3月,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籌備會上,中國同該集團以“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場文件,開始形成“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的合作模式,并從最初的環境與發展領域擴展到經濟、社會、聯合國財政與預算等領域。中國與阿拉伯國家聯盟、非洲統一組織、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太平洋島國論壇以及伊斯蘭會議組織等不同地區的多邊區域性組織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系和合作。65可見,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外交行動,中國均將發展中國家看作是構建新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可資依賴的力量。

        然而,從俄羅斯對外政策文件和外交實踐看,發展中國家沒有被其視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依靠力量。在俄羅斯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中,大國是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規劃者、管理者和領導者,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塑造與維護依靠大國協調;小國則是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接受者和跟隨者。

        俄羅斯對外政策文件中沒有專門涉及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內容,也沒有認為發展中國家是國際政治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以及是建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伙伴和可以依賴的力量的表述,更沒有將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定位為其總體外交布局的“基礎”“出發點”和“立足點”。透視《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正如本文第一部分解讀中俄聯合聲明所顯示的,兩國聯合聲明中關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表述,無論是20世紀90年代,還是21世紀前20年時間里出現的頻率都是很低的。俄對外政策文件中有關發展中國家的表述和中俄聯合聲明中對發展中國家有關表述的差異表明,中俄聯合聲明中有關支持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國際事務,在國際政治安全問題的解決中發揮作用是中俄有關立場和主張協調后的結果,并不能完全反映俄真實的主張與立場。

        《俄羅斯對外政策構想》(以下簡稱《構想》)是俄權威外交政策文件,分析文件內容便可感知俄對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定位與中國有很大不同。同時,也可以看出俄羅斯更看重“大國協調”來維護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歷年《構想》中均無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內容,而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是其外交優先方向,不同版本的《構想》里對這一地區國家的政策論述都是重要內容。就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而論,這些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將俄對這些國家的政策看作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1993年《構想》中對這些國家的政策明確表示,如果原蘇聯亞洲部分的加盟共和國與曾經同俄爭奪本地區影響力的國家發展密切關系并試圖依賴這樣的國家時,俄在極端情況下得以使用武力手段重建與這些國家的睦鄰關系。

        1993年《構想》中有關其他發展中國家政策的文句也極其簡短。該《構想》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今后幾十年全球和地區威脅的主要場所”,66自然不受重視。如果按國家和地區劃分,這份文件里,獨聯體國家被排在外交政策活動的關鍵領域之首;第二是美國;第三是歐洲;第四是亞太地區,這部分關于中印兩國相關表述的文字與之前的美歐部分所占篇幅不可同日而語;第五是南亞和西亞;第六是中東;第七是非洲;第八是拉丁美洲。從內容和措辭可以看出,該文件有關西方國家的措辭頗為友好和謙卑,但是有關第三世界部分的表述卻顯得“高人一等”!稑嬒搿分卸砹_斯希望通過與聯合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洲聯盟(不包括北約)合作,建立國際政治安全新秩序。

        普京上臺后,俄羅斯在國際舞臺上逐漸站穩腳跟,并于2000年發表了新《構想》。該構想除繼承1993年《構想》發揮聯合國在調節國際關系的主要中心作用外,重點發展俄羅斯與歐盟的伙伴關系,還表示“俄羅斯非常重視參與工業最發達的‘八國集團’的會晤,認為就當前重要的立場進行磋商和協調的機制是捍衛和擴展自己外交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俄羅斯愿意擴大與該集團伙伴的相互協調。”67同時,《構想》中對發展中國和印度關系的表述更加友好和平等。然而《構想》仍沒有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俄羅斯關注的首先是西方大國,然后是中國、印度這樣特殊的發展中大國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作用。隨著中國和印度國際地位的提高,2008年《構想》除沿襲對聯合國、歐盟、北約和八國集團合作維護國際和平穩定外,俄羅斯開始重視上海合作組織在全球和地區和平與穩定中發揮作用。俄羅斯表示,愿意在中俄印三邊框架中開展有效互動。2013年和2016年《構想》也多次表示,俄羅斯愿意加強金磚國家機制、中俄印三邊關系框架下的合作以及晚近出現的二十國集團的作用?傊,從歷年《構想》可以看出,俄羅斯注重大國合作來構建和穩定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作用予以關注。

        無論是科索沃戰爭中的南聯盟,還是當前仍沒有完全恢復和平的敘利亞,俄羅斯在這些國家的行為既有維護這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一面,也有與西方大國競爭的一面?偟膩砜,歐亞地區一體化是多層次的。最高形式的一體化首先是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聯盟國家,其次是歐亞經濟聯盟,再次是針對所有國家的獨聯體自由貿易區。目前,運轉最成功的是歐亞經濟聯盟。此外,還有其他一體化進程,比如在軍事領域的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軍事一體化、安全領域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等。由于上述問題的緣故,歐亞一體化注定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歐亞一體化不僅是俄羅斯的基本國策,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且已經成為俄美關系中的核心問題之一。68俄羅斯希望以歐亞一體化成就其為國際社會“獨立的一極”。從全球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看,在中國日益崛起的情況下,俄羅斯精英們開始將其國家定位為“新不結盟”的領導者,一方面與中國保持友好關系和戰略伙伴關系,另一方面努力與美國形成更加良性的關系;同時,聯合不結盟運動的非正式領導國印度,扮演了中美之間的“仲裁平衡者”。69從近期的中美對抗和中印邊境對峙以及中日關系中俄羅斯的表現可以看出,俄羅斯善于大國平衡之術——希望在全球層面、特別在中美之間扮演平衡者角色、在亞太地區則在中日印之間發揮平衡作用——盡最大可能拓展俄羅斯外交空間,彌補實力不足。

        四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異同:實證檢驗

        中俄同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均維護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世界安全事務中的權威。因此,中俄在安理會的投票行為就是其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外化。分析兩國安理會投票,有助于進一步總結中俄國際政治安全觀,降低之前文本解讀、對領導人零散言論和對有限外交行為進行分析所得結論的或然性。

        安理會投票時常任理事國對決議如有異議可投棄權票以表明本國立場和態度,但不影響決議通過;然而,當其認為決議事關本國重要利益或對決議的公正性嚴重不滿時,會通過否決權阻止決議通過。就國際道義而言,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通常傾向于在投票行為中體現該國對國際政治安全事務的積極態度,顯示其認真履行維護國際安全的責任,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從現實性考慮,安理會決議是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合法性的重要根據,一國棄權或行使否決權時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如果中俄兩個非結盟國家的棄權和否決票與美、英、法不一致,就要受到三國直接強大的壓力。因此,中俄在安理會的投票極為慎重,不會隨意而為。這一邏輯說明統計中俄安理會投票,檢測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異同的效度極高。

        下文將重點統計和分析中俄1992年至2020年3月間在安理會投票中的棄權票和否決票(參見表1)。棄權票可以揭示中俄兩國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立場異同,也可以看出中俄與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上的一致性程度;否決權則有助于揭示二者在事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重大問題和本國利益的國際事件中的立場和政策差異,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異同在此一覽無余。

        從表1可見:第一,美、英、法三國的棄權票高度一致(在96%~100%之間波動),既說明三國盟友關系緊密,也說明美、英、法在安理會處于主導地位,西方國家仍然是當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主導者。第二,中國與西方的一致性(波動區間為86%~100%)遠高于俄羅斯(波動區間為71%~100%)。中國棄權次數少于俄羅斯,說明俄與西方的分歧比中國大。該數據也表明,中俄與西方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方面絕大多數都是合作的,中俄在安理會合作上希望盡量與西方化解分歧,尋求合作,兩國與西方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確有別,但絕非水火不容,西方冠中俄以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修正主義國家”之名純屬無稽之談。第三,中俄單獨棄權次數遠遠小于一致棄權次數的事實表明,兩國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一致性遠大于其分歧。該數據也表明中俄非盟友關系,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兩國在諸多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立場相似或相同,這是由它們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利益的一致性和相似性決定的。兩國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對它們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影響較小。以上數據也說明,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奉行親西方政策時,中俄的一致性投票次數也非常高。中國更傾向于中俄聯合棄權,而俄羅斯則更多單獨棄權,這說明在1992年至2020年3月間,俄羅斯在國際政治安全中的影響大于中國,一定程度上也與俄羅斯特立獨行的外交風格相關。第四,中俄棄權票高于西方國家、與西方一致性投票遠大于相異性投票的事實表明,中俄兩國是當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維護者,它們只是對國際安全秩序的某些方面不滿,希望該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而不是總體否定和推翻該秩序。第五,1992年至2000年3月間,中國投棄權票次數高于俄羅斯,說明葉利欽時期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一致性更高,也表明中國在相對弱小的情況下依然敢于主持國際公平正義。2000年之后,俄羅斯投棄權票的次數明顯高于中國,反映出俄與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上的分歧和摩擦高于中國。

        俄羅斯與當年的蘇聯實力不可同日而語,中國雖國力增長迅速,但仍是發展中國家。加上中俄結伴不結盟,面對安理會中的美英法同盟,安理會大國否決機制對維護中俄國家利益,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作用更加凸顯。如果統計1992年至今的安理會大國否決票次數,就能透視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異同,它們與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上的合作以及存在的分歧。

        表1 1992~2020年安理會棄權票統計表     

        單位:次、%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聯合國官方網站相關內容(http://h-s.www.un.org.qlu.naihes.cn/securitycouncil/zh/content/resolutions)整理。

        為了有效比較大國在安理會中投票次數和影響的區別,本文將兩國同投否決票時一國投票的權重定為50%,一國單獨投否決票時該投票的權重定為100%。因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投否決票的時候,會受到未投否決票的其他大國以及國際社會反對投否決票的其他國家壓力,大國投否決票必然要承擔投否決權票的聲望和物質方面受損或可能受損的風險。因此,一個國家投否決票將承受來自反對投否決票的其他安理會成員國及國際社會反對力量的聯合壓力(100%),兩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共同投反對票,則各自承擔50%的代價和風險。按照同樣的邏輯,獨自投否決票的國家將收獲或可能收獲100%的國際聲望或者物質性受益,也就是它的國際影響將是100%;兩個國家投否決票時,則每個國家將可能獲得50%的收益或國際影響,并以此類推。根據1992~2019年大國否決票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大國的一致與分歧(參見表2)。

        表2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票統計表(1992~2019年)    

       

        下載原表

        下載原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聯合國官方網站數據(http://h-s.www.un.org.qlu.naihes.cn/securitycouncil/zh/content/veto-90-present)整理而成。俄羅斯從1991年12月26日成為獨立國家,因此該表統計了1992年以來的否決票。1992年沒有否決票。聯合國網站上否決票數據止于2019年年底(上網時間2020年5月8日)。

        表2顯示,第一,冷戰結束后,只有中美俄三國在安理會行使了否決權,英法從未行使否決權,說明這30年里中美俄三國在國際政治安全影響強于英法兩國。第二,美國主要在事關巴以沖突的問題上使用否決權,否決權使用非常固化;俄羅斯主要在東歐、獨聯體和中東地區有關的問題上行使否決權,兩國否決權的使用與其國家利益息息相關。相比之下,中國則相對超脫,其否決權的行使通常與其國家利益沒有顯著關聯,更能體現中國主持國際正義、維護和平的本色。第三,美國單獨行使否決權次數最多,俄羅斯單獨行使否決權的次數居中,中國只有兩次單獨行使否決權,與俄羅斯共同行使否決權則達11次,遠遠多于單獨行使否決權的次數。第四,進入21世紀,中俄兩國特別是俄羅斯行使否決權的次數明顯增多,中俄共同行使否決權的次數更多,說明中俄兩國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上有越來越多的相同或相似立場。但在很多安全問題上,中俄戰略利益關聯度不同,行使否決權的次數也不同。

        結合表1中20世紀90年代中國投棄權票的統計數字以及表2中中國投否決票時有關政治安全問題與中國核心利益關系較小的事實可以看出,中國在投棄權票和否決票時更注意國際道義和國際法,主要是根據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公正合理方面進行考慮。同樣,結合表1中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投棄權票的統計數字以及表2中俄羅斯投否決票時有關政治安全問題與其核心利益密切相關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俄羅斯更注意用棄權票和否決權票維護其在中東、獨聯體和其他傳統地區的利益,對國際道義和國際法的關注比中國低(表2俄羅斯在安理會有關烏克蘭問題上的否決票即為典型)。從中俄聯合聲明中兩國多次對尊重和遵守國際法、國際道義、國際準則、《聯合國憲章》的聲明以及安理會兩國投票情況可以看出,中國更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更重視維護重國際道義。

        如果對中俄美三國在1992~2019年的否決票次數、共同和單獨行使否決權的次數對比,則會看出中俄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影響差別(參見表3)。

        表3 1992~2019年中美俄否決權統計  

       

        資料來源:表格自制,數據根據表1和表2計算得出。

        為更好地說明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點的異同,在比較中俄否決票時,有必要以美國否決票作為參考。表3顯示:第一,俄羅斯是三國中行使否決權最多的國家,美國次之,中國居第三位,加上中國絕大多數情況下與俄羅斯共同行使否決權的歷史與現實,則可以認為,美俄兩國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影響大于中國,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上的矛盾更大、涉及范圍更廣。第二,俄羅斯在維護自己認為的公正合理的全球和地區政治安全秩序上的姿態比中國自信和強硬。第三,與俄羅斯不同,中國沒有勢力范圍的“遺產”需要繼承與維護,在全球政治安全秩序問題上,美俄競爭比中國激烈。這就是中國雖然現在被美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但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美俄矛盾比中美矛盾更顯激烈的原因。第四,中俄在21世紀前20年里行使否決權的次數日漸增多、兩國聯合行使否決權的事實表明,中俄兩國在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有著越來越多的相同或相似立場,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中俄兩國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所負的責任越來越大,能力越來越強。第五,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與中國行使否決權次數相同、政治影響略弱于中國的事實表明,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奉行親西方外交政策的情況下,它與西方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上的分歧和矛盾也是顯而易見的,和中國相差無幾。當時俄羅斯因為奉行親西方外交政策,部分喪失了獨立自主辦外交的能力,導致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上的影響反不如實力相對較弱的中國。

        五結語

        通過對中俄聯合聲明、對外政策文件、領導人有關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論述、有關國際政治安全行為以及安理會投票的解析可以看出,中俄在維護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權威、支持安理會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核心作用、主張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政治安全準則方面的立場和觀點相同或相似,兩國均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希望促進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然而,中俄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依靠力量、對核武器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中的作用、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連貫性和一致性、地區政治安全秩序構建等方面有異。與俄羅斯相比,中國更切實維護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權威,維護安理會在應對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中的核心地位,努力建構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對外政策宣示與對外政策行為一致;仡櫢耵敿獊啈馉幒蠖砹_斯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獨立、烏克蘭危機中兼并克里米亞等對外行為,則能看出中俄對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堅決程度有別。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不同點對兩國關系發展有潛在負面影響。

        中國可對中俄兩國相同或相似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因勢利導,以加強兩國維護國家利益與世界和平的合作,推動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然而中國不能對兩國國際秩序安全觀的不同方面漠然視之或有意淡化,而應深入分析這種差異現實與潛在政策效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俄實力對比發生根本性逆轉,兩國對歐亞地區秩序理解不同,勢必會對兩國關系未來發展不利。中國在推動和維護中俄關系深入發展時,應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自己與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的不同之處,如中國在格魯吉亞戰爭和烏克蘭危機中堅持《聯合國憲章》精神和國際法原則,同時又充分考慮危機產生的歷史根源和現實因素,就是在發展中俄關系中堅持國際正義的體現。

        中俄政治安全合作一直是雙方合作的重點。本文選擇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作為研究對象,以實證研究分析了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之異同,以及兩國在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與西方國家合作與分歧。本文研究的問題具有很強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研究方法創新在于科學實現概念操作化,將抽象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轉化為可以檢測的指標,以實證研究方法,準確把握中俄國際政治安全觀的異同,彌補了有關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研究中的大而化之、籠統模糊的分析和觀點的不足。但受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對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異同之根源及影響未能深入探討,而這兩個問題無論對外交學還是大國關系研究都有重要的學理價值,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意義重大。這是筆者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注釋

        1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9頁。

        2(1)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22.

        3(2) 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12-13.

        4(3)[美]約翰·伊肯伯里:《大戰勝利之后: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后秩序的重建》,門洪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

        5(4) 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London:Penguin Press,2014,p.66.

        6(5) 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s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5.

        7(6) 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11.

        8(1)中俄關于建立國際秩序和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5周年發表的聯合聲明主要是針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

        9(1)因為中俄聯合聲明中有關“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國際秩序”措辭雖有不同,但內涵一致,故本文視為同一關鍵詞。另外,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是國際秩序的子秩序,故本文認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內在地包含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為保持與聯合聲明中的措辭一致,本文就用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關鍵詞出現次數代替對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統計。

        10(1)[澳]波波·羅:《孤獨的帝國:俄羅斯與新世界無序》,袁靖、傅瑩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版,第63頁。

        11(2)夏義善:《試析俄羅斯的核戰略》,載《國際問題研究》1992年第2期,第18頁。

        12(3)《關于中俄相互關系基礎的聯合聲明》,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92年第32號,第1442頁,http://www.gov.cn.qlu.naihes.cn/gongbao/shuju/1992/gwyb199232.pdf。

        13(4)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n Federation,Russian National Security Blueprint 1997,December26,1997,pp.4-5,http://h-s.fas.org.qlu.naihes.cn/nuke/guide/russia/doctrine/blueprint.html.

        14(1)“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0),”in Andrei Melville and Tatiana Shakleina,eds.,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Concepts and Realities,Budapest:CEU Press,2005,pp.105-128.

        15(2)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n Federation,The 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February 5,2010,http://h-s.carnegieendowment.org.qlu.naihes.cn/files/2010russia_military_doctrine.pdf.

        16(3) Nikolai Sokov,“The New,2010 Russian Military Doctrine:The Nuclear Angle,”CNS,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February 5,2010,http://h-s.www.nonproliferation.org.qlu.naihes.cn/new-2010-russian-military-doctrine.

        17(4)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355, “Об Основ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ядерн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2 июня 2020 года, http://www.kremlin. ru/acts/bank/45562.

        18(1)[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與對外政策》,北京編譯社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頁。

        19(2)樊吉社:《中國核政策的基本邏輯與前景》,載《外交評論》2018年第5期,第9頁。

        20(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頁。

        21(4)《加強國防力量的重大成就保衛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載《人民日報》1964年10月17日,第1版。

        22(5)樊吉社:《中國核政策的基本邏輯與前景》,載《外交評論》2018年第5期,第1-3頁。

        23(6)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1995年11月,http://www.scio.gov.cn.qlu.naihes.cn/zfbps/ndhf/1995/document/307994/307994.htm。

        24(1)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1995年11月,http://www.scio.gov.cn.qlu.naihes.cn/zfbps/ndhf/1995/document/307994/307994.htm。

        25(2)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新時代的中國國防》,2019年7月24日,http://www.scio.gov.cn.qlu.naihes.cn/zfbps/ndhf/39911/document/1660529/1660529.htm。

        26(3)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p.25,http://h-s.www.whitehouse.gov.qlu.naihes.cn/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7(4) James Dobbins,Howard J.Shatz and Ali Wyne,“Russia is a Rogue,Not a Peer;China is a Peer,Not a Rogue:Different Challenges,Different Responses,”http://h-s.www.rand.org.qlu.naihes.cn/pubs/perspectives/PE310.html.

        28(1)“Sphere of Influence,”Wikipedia,July 5,2020,http://h-s.en.wikipedia.org.qlu.naihes.cn/wiki/Sphere_of_influence.

        29(1)“Belovezhskiie Agreements: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1991),”in Andrei Melville and Tatiana Shakleina,eds.,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Concepts and Realities,Budapest:CEU Press,2005,p.5.

        30(2)“Charte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1993),”in Andrei Melville and Tatiana Shakleina,eds.,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Concepts and Realities,Budapest:CEU Press,2005,pp.13-26.

        31(1)[俄]鮑里斯·葉利欽:《午夜日記--葉利欽自傳》,曹縵西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頁。

        32(2)[俄]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張樹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頁。

        33(3)[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紀美俄關系新常態》,歐陽瑾譯,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

        34(4)[英]R·薩科瓦:《世界秩序:俄羅斯的視角》,劉暢譯,載《俄羅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53-54頁。

        35(5)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5年9月29日,第2版。

        36(6)習近平:《開放共創繁榮創新引領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載《人民日報》2018年4月11日,第3版。

        37(7)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新時代的中國國防》,2019年7月24日,http://www.scio.gov.cn.qlu.naihes.cn/zfbps/ndhf/39911/document/1660529/1660529.htm。

        38(1)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http://chn.sectsco.org.qlu.naihes.cn/about_sco/。

        39(1)李永全:《歐亞地緣政治形勢與大國博弈》,載《俄羅斯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頁。

        40(2)張清亮、吳云崖:《委內瑞拉危機中的美俄博弈》,載《軍事文摘》2019年第7期,第14-16頁。

        41(1)《中國關于聯合國成立75周年立場文件(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網,http://www.gov.cn.qlu.naihes.cn/xinwen/2020-09/11/content_5542461.htm。

        42(1)“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993),”in Andrei Melville and Tatiana Shakleina,eds.,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Concepts and Realities,Budapest:CEU Press,2005,pp.41-42.

        43(2)《中俄聯合聲明》,載《人民日報》1994年9月4日,第1版。

        44(3)[德]胡貝特·塞佩爾:《普京:權力的邏輯》,王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2頁。

        45(4)[俄]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張樹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46(5)[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紀美俄關系新常態》,歐陽瑾譯,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頁。

        47(1)[俄]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張樹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372頁。

        48(2)[德]胡貝特·塞佩爾:《普京:權力的邏輯》,王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頁。

        49(3)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n Federation,“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March 1,2018,http://en.kremlin.ru.qlu.naihes.cn/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50(4)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мире можно обеспечить только вместе с Россией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http://h-s.rg.ru.qlu.naihes.cn/2012/02/27/putin-politika.html.

        51(5) Лавров заявил, что Запад взял курс на наруш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 Политика – ТАСС, http://h-s.tass.ru.qlu.naihes.cn/politika/6939276.

        52(1)陶文釗:《中美關系史(修訂本)》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頁。

        53(2)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載《人民日報》1982年9月2日,第2版。

        54(3)《溫家寶18日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9年11月18日,http://www.gov.cn.qlu.naihes.cn/ldhd/2009-11/18/content_1467520.htm。

        55(1)《習近平:共創中美合作伙伴關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國友好團體歡迎午宴上的演講》,載《人民日報》2012年2月17日,第2版。

        56(2)溫憲、陳一鳴:《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楊潔篪談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成果》,載《人民日報》2013年6月10日,第1版。

        57(3)[澳]波波·羅:《孤獨的帝國:俄羅斯與新世界無序》,袁靖、傅瑩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版,第218頁。

        58(1)劉青建:《21世紀初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新特點》,載《現代國際關系》2005年第6期,第1-2頁。

        59(2)《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載《人民日報》1974年4月11日,第1版。

        60(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頁。

        61(4)張清敏:《國家不同平等互利--淺析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載《科學決策》2007年第1期,第18頁。

        62(1)相關論述可參見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1992年10月21日,第1版;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1997年9月22日,第1版;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第1版;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第1版;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第1版;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2版。

        63(2)《中國關于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中國外交部官網,2005年6月7日,http://h-s.www.fmprc.gov.cn.qlu.naihes.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99083.shtml。

        64(3)《中國關于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中國外交部官網,2005年6月7日,http://h-s.www.fmprc.gov.cn.qlu.naihes.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99083.shtml。

        65(1)張清敏:《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布局》,載《外交評論》2007年第2期,第25頁。

        66(1)“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993),”in Andrei Melville and Tatiana Shakleina,eds.,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Concepts and Realities,Budapest:CEU Press,2005,p.30.

        67(2)引自《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2000年6月28日俄羅斯聯邦總統弗·弗·普京批準)》,載[俄]伊·伊萬諾夫:《俄羅斯新外交--對外政策十年》,陳鳳翔等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頁。

        68(1)李永全:《歐亞地緣政治形勢與大國博弈》,載《俄羅斯研究》2020年第4期,第6頁。

        69(2)[俄]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德米特里·蘇斯洛夫等:《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郭小麗、王旭譯,載《俄羅斯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6頁。

      作者單位:外交學院外交學系
      原文出處:雷建鋒.中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觀:基于實證分析的比較研究[J].國際安全研究,2021,39(01):28-62+154-155.
      相關標簽:中俄關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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